我下乡接受再教育是自己吵着闹着要去的。
当时已有政策，父母身边可以留一个子女在城里。我家子女就我和哥哥，他已先我两年去了农村，我理所当然可以不去了。但是，我总觉得不下乡是一种耻辱。在城里贪图享乐、苟且偷生，太丢人。不但如此，我还硬拉着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要去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阿里，在西藏的西北部。阿里地区与印度、巴基斯坦、克什米尔、以及新疆南部接壤。由于地理地形关系，去那里从新疆走更便捷。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那里还没有任何国家管辖。周边几个国家，谁先到达那里，那里就属于谁的。解放军进军新疆时，大部队还在兰州集结待命，毛泽东和朱德就已命令小部队从敦煌插入南疆，又从那里抄近路，最先抢达到阿里。后来，阿里地区一直由新疆代管。
去那里插队落户的申请书递交上去后，还没有得到自治区知青办的回话，倒先招来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们的“围攻”。我妈妈说，南疆已经是远在天边了，这里的戈壁沙漠也已经艰苦得不能比这更艰苦了；我们同意你下农村已经很民主、很尊重你自己的意愿，但你们不能太激进、太不现实了。一个男同学的爸爸是部队政委，警告我们阿里地区海拔5000米以上，说，你们上去什么还都干不成就得趴下了，还得连累别人，简直是瞎胡闹。一个女同学的妈妈、县委书记的夫人，不顾身份和斯文，到我家二话不说，从门背后抄起一根扁担就要揍她的女儿。
我们何尝不知道阿里的情况？那里常年冰雪封山，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下山的路是通的；山上饭煮不熟都是小事，仅是因高原反应死在上面的战士就不少。我后来的公公婆婆当初就是去 “抢占”阿里的，公公还做过那里的什么“长”，可是婆婆没待多久就被用担架抬下了山。后来生的他们哥儿几个都是先天性心脏病。也难怪，我们的父辈们已经牺牲和放弃得太多太多，而我们却不知深浅执意要继续牺牲，只是为了那个天真浪漫不着边际的口号，作父母的当然不能让我们“得逞”。
但是，我们不就是“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吗？知青办公室好像知道用条件艰苦的理由说服不了我们，就下了一道军事命令似的回复：边境地区，不下放知青。没辙，“上山”不成，只有“下乡”。我们最后各自去了父母单位的知青点。
我去的知青点是离家三百公里的幸福公社幸福农场，坐落在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部一个很小的绿洲上。公社所在地原先叫藏桂，是个很小的镇子。农场是公社的下属单位，相当于一个生产大队。这社办农场跟兵团的国营农场不同：国营农场发生活津贴，而社办农场要自己挣工分。场里有两个小队，一个维族小队，一个汉族小队。我们也分成维、汉两组，插入两个小队。汉族队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全是外来户，绝大多数来自甘肃，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时被安置在这里的。我们去了之后单另盖了一排土坯房子住，没有住在老乡家里。
在农场，我们每天的工作是开荒种地。原先的耕地有限，一下来了几十号人口，必须要开辟新的耕地。塔里木盆地沙漠里土质其实很肥沃，沙丘两、三米下面有着很厚的腐殖质层，只要有水，什么都可以生长，新开荒的生地能连续几年出产粮食。农场旁边有一条很小的季节河，是桑珠河的一个分支，只有春夏有水。平日浇灌田地和日常用水都来自这条河。我们来后，洪水季节时，上游大坝就给小河多放下一些水。乘这个季节，村民也把水引进涝坝 - 一种人工挖凿的蓄水池，一冬天的用水也就都靠它了。
开荒是件非常繁重辛苦的劳动。要把一个个连绵起伏的一两米、两三米高的大沙包挖平，把沙包下扎根七、八米深的红柳根、胡杨根挖出来搬走，再把腐殖质翻上来；不是挖就是背，完完全全的体力活。我们用的工具是“坎土曼”，维语名称，我们叫它“砍头慢”，一种象镢头、但比镢头大的挖掘工具；再就是铁锨和麻袋。麻袋用来背沙土、背肥料。扁担筐子只有几副，小独轮推车也只有两个，大家轮换着用。我一直在跟同学们嘀咕：中国这么大的农业古国，种地也种了有五千年之久（实际更久），这生产工具和劳动工具怎么就没有改进呢？扁担挑就比背麻袋要省劲得多，独轮车当然更先进，为什么不鼓励农民用效率高的工具？真是想不明白。后来我们好多同学从自己家带来扁担干活。我们也想自己造小推车，无奈农场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费。
老乡对我们很热情友好，特别是那些小孩子，整天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跑来跑去的。农场没有学校，据说过去断断续续地有过民办教师，但是都呆不了多久就走了。我们当然很快就义不容辞地恢复起了小学校，几个知青轮换当老师。这里村民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只有一个小队会计识点儿字，算盘也打得不错。这位李会计瘦小精明，他的老婆却又高又大，粗犷能干；他们有五、六个孩子，村民们开玩笑说他老婆晚上挨个提溜几个孩子起来撒尿，一不留神就把他也揪起来了。他们一家在村民里日子算是过得比较殷实的。
农民们的生活状况让人惊讶。贫穷不说，由于缺乏教育和教养，时常会出现一些暴力行为。村里有个叫王丛丛的年轻媳妇，相貌较丑，性格又倔，经常受丈夫的打骂；丈夫一次在打瞎了她的一只眼睛后逃之夭夭，不知去向。她不仅眼睛失明，而且眼珠半突出在外，眼皮也被撕破，看上去很可怕，村里人也不爱多和她来往。在田里干农活时，她常常默默地教我帮我，我也很同情她，就成了朋友。她有个独家小院，有一间放农具和杂物的屋子，一间厨房，和一间少大点儿的住房。住房内空荡荡的，炕上只有一张席子和两床被子，厨房里有一口锅，几个又破又脏的碗。第一次去她家时，我吓得差点逃跑。她的两儿子，一个五、六岁，一个七、八岁，赤条条一丝不挂地跑过来迎我，她本人也是只穿着一条裤子，上身赤裸着，出房门来迎我进屋，丝毫没有掩饰之意。后来我才注意到，村里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没有钱买衣服，他们回到家里就尽量不穿衣服。也许是对我的同情的感激，丛丛一直对我很好。我上大学走后，她还曾托人给我家捎去了一小袋自己地里种的绿豆。
由于贫困，村里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姑娘都想着法子进城、弄个城市户口。有个叫什么“花”的姑娘，二十来岁还没有出嫁，于是成为村子里唠闲话的热点。大家有事没事都要议论她。她身材瘦高，两条大长辫子；相貌不算漂亮，但也说得过去。她的穿戴打扮是村里年轻人中最入时的：戴一顶黄军帽，两条辫子盘起来塞在帽子里，蓝灰色上衣，黄军裤，进城时还会肩挎一个黄军挎包；据说她的军帽军裤是她的前任对象、一个当兵的，送给他的。为了能够离开农场，她妈妈经常去县城给她相对象，非城市户口不嫁。看她那副已经过了时的城里红卫兵的打扮，不伦不类，我对她是又看不起，又同情。人穷嘛，就要穷得有志气，应该凭自己的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在这样边远穷困的地方，一个姑娘家又能怎样呢？我们即便看不起她，也会尽力帮她离开的。不知道她最终嫁了个什么人。
冬天农闲时，各个公社大队都要派人去整修上游的水库大坝和清理水渠。我们周围几个公社的水都来自桑珠河，水利工地自然就在桑珠河上。桑珠河源于昆仑山；桑珠乡就在昆仑山脚下。这里山上有个山口，直通藏北阿里和克什米尔，是过去丝绸之路上的一条要道和捷径。
我们是赶着牛车去的。那是一年的十一月份，大家都穿着棉大衣和羊皮大衣，带着行李卷儿，还有炊具、工具。总共只有两、三架牛车。把行李和杂七杂八的东西一放，就没几个人能坐上去了。我们大多数人都跟着牛车在没有明确道路的沙滩上一深一浅地晃悠着走。老牛拉着破车，我们拖着沉重的腿脚。我那天正好感冒发烧，几个知青劝我坐上牛车去。看着一头老牛拉着堆成小山一样高的木轮车，我还有些不忍心给它增加重量，况且车上也的确再没有插足之地。后来一位男生主动让出地方，我才坐上去，并且很快就睡着了。但没过多久，我便开始晕车呕吐。原来是没有坐牛车的福。就这样坐坐走走地折腾了七八个小时总算磨蹭到了工地。
桑株水利工程在地区七个县很有名。宽大的水渠和大坝非常壮观。水渠的一边是山，一边是戈壁沙滩。大坝跟前儿有一、两间小砖房，再就没有任何其它的建筑物了。各公社去的民工们都就地风餐露宿，我们知青当然也不例外。天黑之前男女同学分开各自找稍微可以避风的沙包背后，铺开行李，只把大衣脱了便钻进了被窝。因为是第一次在如此天高地广的戈壁滩上露宿，大家都有一种兴奋的新鲜感。我是做好打算要把天上的星星数个够的。不幸的是，这样一点小小的愿望也没得到满足。晚上虽然风不大，但是无数的小细风却不停地吹起一缕缕的小沙柱，就在头边飞来移去的。人还没有躺稳当就已经满嘴噌着沙子了。纱巾包着头也没用。只有把头全部塞进被窝里。就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各个都成了土猴；大家互相取笑，很是开心。本来我们计划是要在工地上干一个星期的，但不知是不是因为老乡同情我们，只干了两天就硬是让我们回农场了。
农场的生活很单调，除了繁重的体力活，几乎没有娱乐活动。刚去时，还有同学在宿舍前硬点儿的地上打打篮球，但很快就放弃了。原因很简单：这里到处都是虚软的沙土地，要每天泼水才能整出一片可以让球弹起来的地，吃的水都缺乏，那里还有泼地的水？再说，下工回来人人都累得有气无力，没有劲再做别的事了。周末时偶尔有人吹吹笛子、拉拉二胡的；夏天也会有人去小河里游泳、洗衣服。去公社逛集、买东西的人极少，路途实在太遥远，又没有交通工具。队里只有两套毛驴车，一般不会让我们用它赶集的。冬闲时，男生会结伴出去打野猪，但打到的时候很少。
不知为什么，我没有把我的小提琴带去。也许是觉得这种洋玩艺儿与那里的生活太不协调了吧；也许是怕别人说我是“小资”。我是一门心思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虚心接受他们的再教育的。不过，偶尔我还是会从水渠边或地埂边摘下几棵蒲公英或红柳枝摆在炕头上的。
我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当“赤脚医生”了。
农场的医疗条件很差，根本没有个医务所或卫生员什么的；农民看病要去十几、二十公里外的公社卫生院；碰上紧急情况连个电话都没有。我们知青都自带简单的药品，还有备用的保健箱，小毛病可以自己处理，大病就回家、去城里医院。可是农民就苦了。除了要命的病非去县医院不可，其他小病、慢性病就都拖着、熬着；即没条件、也没钱去看病。我曾经在学校停课期间学过针灸，还跟一个解放军医疗队去农村巡回医疗过，在医学方面算是有点知识和实践经验。见到农场如此落后，便自告奋勇地当上了“赤脚医生”。
说是当赤脚医生，其实不需要任何人任命或者承认。农场不存在这样的编制，也根本没有人管，更不要说行医执照之类的东西了；听都没听说过。自己能干、想干，义务去干就是了。即没人给你额外的时间，也没人付你工分。我那会儿充满理想和干劲，虽然大田里干完活回来已是精疲力竭，但还主动去找病人，上门给人扎针治病。当时我全部的家当是：两本象毛主席语录那样大小、用红色塑料皮包装的简易针灸手册、一把针、和一瓶酒精棉球。
最先来找我的病人是个七、八岁的男孩，队里李会计的孩子，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他的膝关节已经变了形，犯病时两腿肿痛得路都走不成。这孩子聪明机灵，是后来我当老师时学生中最优秀的一个。他有时会因为腿疼而缺课，有时会让他哥哥背着他来。为了能象正常的孩子一样，他不仅让我给他扎针，而且从来不喊疼。我也不知道是针灸真地起了作用，还是这种病有周期性，还是他们为了安慰我，反正两、三个月后，这孩子说他的腿感觉好多了，而且还跑出去跟其他孩子们一起玩儿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膝关节处的肿的确消了一些。我一直坚持给他扎针，直到离开农场。这期间他实际上总是时好时坏的。我心里明白，他的病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有个经常一块儿干活的小媳妇听说我会扎针，就告诉我她闭经几个月了，问我能不能扎针治疗。我当时对妇科所有的知识就是要问清楚病人有没有怀孕；有孕，则不能用针。她跟我保证说她没有怀孕，我就给她扎了针。两个疗程后，她突然跟我说有反应了，我俩都很兴奋。针灸好像对妇科比较灵，后来又有两个患子宫下垂（这是农村妇女的常见病）的妇女找我扎针，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反应。对她们来说，这种不大不小、又说不出口的病总算可以治一治了；对我来说，我感觉到了自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也得到了心理满足：总算没有白白地下到农村来。
就我这样半瓶子咣当的水平、自封的赤脚医生，居然还带了个徒弟。是那个患风湿性关节炎的孩子的哥哥，当时也就十三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个孩子稚气中含有成熟，憨厚懂事；每次我给他弟弟扎针时，他都默默地跟在旁边，用心在记。后来他爸爸妈妈郑重其事地求我收他作徒弟。在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条件、那样的期盼下，我无法推辞，就答应了。答应了就得教人家呀！怎么教？我给他两根针，一长一短，就在我身上练。什么足三里、内关、外关、合谷这些不会要人命的穴位，就让他往里扎。农家孩子，小小的年龄就长了一双粗大的手，拿着细小的银针，直发抖；常常是刺在肉皮表层扎不进去，疼得我呲牙咧嘴，还要连声说：没关系，使劲扎。你就想像吧！我的手上腿上不是青一块就是紫一块；扎破毛细血管后的皮下淤血一两个星期都化不掉。有我以身作则，他后来也敢在自己身上练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去年，在阔别三十年之后重返幸福农场，听说这个孩子，我当年的小徒弟，已经是县医院X-光医师了。可惜我已离开县城，没有时间返回去见他了。
回想插队时的生活，虽然艰苦单调，但是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和理想主义。我为自己有过这样一段生活经历而感到庆幸和自豪。无怨无悔。
当时已有政策，父母身边可以留一个子女在城里。我家子女就我和哥哥，他已先我两年去了农村，我理所当然可以不去了。但是，我总觉得不下乡是一种耻辱。在城里贪图享乐、苟且偷生，太丢人。不但如此，我还硬拉着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要去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阿里，在西藏的西北部。阿里地区与印度、巴基斯坦、克什米尔、以及新疆南部接壤。由于地理地形关系，去那里从新疆走更便捷。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那里还没有任何国家管辖。周边几个国家，谁先到达那里，那里就属于谁的。解放军进军新疆时，大部队还在兰州集结待命，毛泽东和朱德就已命令小部队从敦煌插入南疆，又从那里抄近路，最先抢达到阿里。后来，阿里地区一直由新疆代管。
去那里插队落户的申请书递交上去后，还没有得到自治区知青办的回话，倒先招来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们的“围攻”。我妈妈说，南疆已经是远在天边了，这里的戈壁沙漠也已经艰苦得不能比这更艰苦了；我们同意你下农村已经很民主、很尊重你自己的意愿，但你们不能太激进、太不现实了。一个男同学的爸爸是部队政委，警告我们阿里地区海拔5000米以上，说，你们上去什么还都干不成就得趴下了，还得连累别人，简直是瞎胡闹。一个女同学的妈妈、县委书记的夫人，不顾身份和斯文，到我家二话不说，从门背后抄起一根扁担就要揍她的女儿。
我们何尝不知道阿里的情况？那里常年冰雪封山，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下山的路是通的；山上饭煮不熟都是小事，仅是因高原反应死在上面的战士就不少。我后来的公公婆婆当初就是去 “抢占”阿里的，公公还做过那里的什么“长”，可是婆婆没待多久就被用担架抬下了山。后来生的他们哥儿几个都是先天性心脏病。也难怪，我们的父辈们已经牺牲和放弃得太多太多，而我们却不知深浅执意要继续牺牲，只是为了那个天真浪漫不着边际的口号，作父母的当然不能让我们“得逞”。
但是，我们不就是“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吗？知青办公室好像知道用条件艰苦的理由说服不了我们，就下了一道军事命令似的回复：边境地区，不下放知青。没辙，“上山”不成，只有“下乡”。我们最后各自去了父母单位的知青点。
我去的知青点是离家三百公里的幸福公社幸福农场，坐落在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部一个很小的绿洲上。公社所在地原先叫藏桂，是个很小的镇子。农场是公社的下属单位，相当于一个生产大队。这社办农场跟兵团的国营农场不同：国营农场发生活津贴，而社办农场要自己挣工分。场里有两个小队，一个维族小队，一个汉族小队。我们也分成维、汉两组，插入两个小队。汉族队只有二十来户人家，全是外来户，绝大多数来自甘肃，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时被安置在这里的。我们去了之后单另盖了一排土坯房子住，没有住在老乡家里。
在农场，我们每天的工作是开荒种地。原先的耕地有限，一下来了几十号人口，必须要开辟新的耕地。塔里木盆地沙漠里土质其实很肥沃，沙丘两、三米下面有着很厚的腐殖质层，只要有水，什么都可以生长，新开荒的生地能连续几年出产粮食。农场旁边有一条很小的季节河，是桑珠河的一个分支，只有春夏有水。平日浇灌田地和日常用水都来自这条河。我们来后，洪水季节时，上游大坝就给小河多放下一些水。乘这个季节，村民也把水引进涝坝 - 一种人工挖凿的蓄水池，一冬天的用水也就都靠它了。
开荒是件非常繁重辛苦的劳动。要把一个个连绵起伏的一两米、两三米高的大沙包挖平，把沙包下扎根七、八米深的红柳根、胡杨根挖出来搬走，再把腐殖质翻上来；不是挖就是背，完完全全的体力活。我们用的工具是“坎土曼”，维语名称，我们叫它“砍头慢”，一种象镢头、但比镢头大的挖掘工具；再就是铁锨和麻袋。麻袋用来背沙土、背肥料。扁担筐子只有几副，小独轮推车也只有两个，大家轮换着用。我一直在跟同学们嘀咕：中国这么大的农业古国，种地也种了有五千年之久（实际更久），这生产工具和劳动工具怎么就没有改进呢？扁担挑就比背麻袋要省劲得多，独轮车当然更先进，为什么不鼓励农民用效率高的工具？真是想不明白。后来我们好多同学从自己家带来扁担干活。我们也想自己造小推车，无奈农场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费。
老乡对我们很热情友好，特别是那些小孩子，整天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跑来跑去的。农场没有学校，据说过去断断续续地有过民办教师，但是都呆不了多久就走了。我们当然很快就义不容辞地恢复起了小学校，几个知青轮换当老师。这里村民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只有一个小队会计识点儿字，算盘也打得不错。这位李会计瘦小精明，他的老婆却又高又大，粗犷能干；他们有五、六个孩子，村民们开玩笑说他老婆晚上挨个提溜几个孩子起来撒尿，一不留神就把他也揪起来了。他们一家在村民里日子算是过得比较殷实的。
农民们的生活状况让人惊讶。贫穷不说，由于缺乏教育和教养，时常会出现一些暴力行为。村里有个叫王丛丛的年轻媳妇，相貌较丑，性格又倔，经常受丈夫的打骂；丈夫一次在打瞎了她的一只眼睛后逃之夭夭，不知去向。她不仅眼睛失明，而且眼珠半突出在外，眼皮也被撕破，看上去很可怕，村里人也不爱多和她来往。在田里干农活时，她常常默默地教我帮我，我也很同情她，就成了朋友。她有个独家小院，有一间放农具和杂物的屋子，一间厨房，和一间少大点儿的住房。住房内空荡荡的，炕上只有一张席子和两床被子，厨房里有一口锅，几个又破又脏的碗。第一次去她家时，我吓得差点逃跑。她的两儿子，一个五、六岁，一个七、八岁，赤条条一丝不挂地跑过来迎我，她本人也是只穿着一条裤子，上身赤裸着，出房门来迎我进屋，丝毫没有掩饰之意。后来我才注意到，村里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没有钱买衣服，他们回到家里就尽量不穿衣服。也许是对我的同情的感激，丛丛一直对我很好。我上大学走后，她还曾托人给我家捎去了一小袋自己地里种的绿豆。
由于贫困，村里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姑娘都想着法子进城、弄个城市户口。有个叫什么“花”的姑娘，二十来岁还没有出嫁，于是成为村子里唠闲话的热点。大家有事没事都要议论她。她身材瘦高，两条大长辫子；相貌不算漂亮，但也说得过去。她的穿戴打扮是村里年轻人中最入时的：戴一顶黄军帽，两条辫子盘起来塞在帽子里，蓝灰色上衣，黄军裤，进城时还会肩挎一个黄军挎包；据说她的军帽军裤是她的前任对象、一个当兵的，送给他的。为了能够离开农场，她妈妈经常去县城给她相对象，非城市户口不嫁。看她那副已经过了时的城里红卫兵的打扮，不伦不类，我对她是又看不起，又同情。人穷嘛，就要穷得有志气，应该凭自己的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在这样边远穷困的地方，一个姑娘家又能怎样呢？我们即便看不起她，也会尽力帮她离开的。不知道她最终嫁了个什么人。
冬天农闲时，各个公社大队都要派人去整修上游的水库大坝和清理水渠。我们周围几个公社的水都来自桑珠河，水利工地自然就在桑珠河上。桑珠河源于昆仑山；桑珠乡就在昆仑山脚下。这里山上有个山口，直通藏北阿里和克什米尔，是过去丝绸之路上的一条要道和捷径。
我们是赶着牛车去的。那是一年的十一月份，大家都穿着棉大衣和羊皮大衣，带着行李卷儿，还有炊具、工具。总共只有两、三架牛车。把行李和杂七杂八的东西一放，就没几个人能坐上去了。我们大多数人都跟着牛车在没有明确道路的沙滩上一深一浅地晃悠着走。老牛拉着破车，我们拖着沉重的腿脚。我那天正好感冒发烧，几个知青劝我坐上牛车去。看着一头老牛拉着堆成小山一样高的木轮车，我还有些不忍心给它增加重量，况且车上也的确再没有插足之地。后来一位男生主动让出地方，我才坐上去，并且很快就睡着了。但没过多久，我便开始晕车呕吐。原来是没有坐牛车的福。就这样坐坐走走地折腾了七八个小时总算磨蹭到了工地。
桑株水利工程在地区七个县很有名。宽大的水渠和大坝非常壮观。水渠的一边是山，一边是戈壁沙滩。大坝跟前儿有一、两间小砖房，再就没有任何其它的建筑物了。各公社去的民工们都就地风餐露宿，我们知青当然也不例外。天黑之前男女同学分开各自找稍微可以避风的沙包背后，铺开行李，只把大衣脱了便钻进了被窝。因为是第一次在如此天高地广的戈壁滩上露宿，大家都有一种兴奋的新鲜感。我是做好打算要把天上的星星数个够的。不幸的是，这样一点小小的愿望也没得到满足。晚上虽然风不大，但是无数的小细风却不停地吹起一缕缕的小沙柱，就在头边飞来移去的。人还没有躺稳当就已经满嘴噌着沙子了。纱巾包着头也没用。只有把头全部塞进被窝里。就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各个都成了土猴；大家互相取笑，很是开心。本来我们计划是要在工地上干一个星期的，但不知是不是因为老乡同情我们，只干了两天就硬是让我们回农场了。
农场的生活很单调，除了繁重的体力活，几乎没有娱乐活动。刚去时，还有同学在宿舍前硬点儿的地上打打篮球，但很快就放弃了。原因很简单：这里到处都是虚软的沙土地，要每天泼水才能整出一片可以让球弹起来的地，吃的水都缺乏，那里还有泼地的水？再说，下工回来人人都累得有气无力，没有劲再做别的事了。周末时偶尔有人吹吹笛子、拉拉二胡的；夏天也会有人去小河里游泳、洗衣服。去公社逛集、买东西的人极少，路途实在太遥远，又没有交通工具。队里只有两套毛驴车，一般不会让我们用它赶集的。冬闲时，男生会结伴出去打野猪，但打到的时候很少。
不知为什么，我没有把我的小提琴带去。也许是觉得这种洋玩艺儿与那里的生活太不协调了吧；也许是怕别人说我是“小资”。我是一门心思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虚心接受他们的再教育的。不过，偶尔我还是会从水渠边或地埂边摘下几棵蒲公英或红柳枝摆在炕头上的。
我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当“赤脚医生”了。
农场的医疗条件很差，根本没有个医务所或卫生员什么的；农民看病要去十几、二十公里外的公社卫生院；碰上紧急情况连个电话都没有。我们知青都自带简单的药品，还有备用的保健箱，小毛病可以自己处理，大病就回家、去城里医院。可是农民就苦了。除了要命的病非去县医院不可，其他小病、慢性病就都拖着、熬着；即没条件、也没钱去看病。我曾经在学校停课期间学过针灸，还跟一个解放军医疗队去农村巡回医疗过，在医学方面算是有点知识和实践经验。见到农场如此落后，便自告奋勇地当上了“赤脚医生”。
说是当赤脚医生，其实不需要任何人任命或者承认。农场不存在这样的编制，也根本没有人管，更不要说行医执照之类的东西了；听都没听说过。自己能干、想干，义务去干就是了。即没人给你额外的时间，也没人付你工分。我那会儿充满理想和干劲，虽然大田里干完活回来已是精疲力竭，但还主动去找病人，上门给人扎针治病。当时我全部的家当是：两本象毛主席语录那样大小、用红色塑料皮包装的简易针灸手册、一把针、和一瓶酒精棉球。
最先来找我的病人是个七、八岁的男孩，队里李会计的孩子，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他的膝关节已经变了形，犯病时两腿肿痛得路都走不成。这孩子聪明机灵，是后来我当老师时学生中最优秀的一个。他有时会因为腿疼而缺课，有时会让他哥哥背着他来。为了能象正常的孩子一样，他不仅让我给他扎针，而且从来不喊疼。我也不知道是针灸真地起了作用，还是这种病有周期性，还是他们为了安慰我，反正两、三个月后，这孩子说他的腿感觉好多了，而且还跑出去跟其他孩子们一起玩儿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膝关节处的肿的确消了一些。我一直坚持给他扎针，直到离开农场。这期间他实际上总是时好时坏的。我心里明白，他的病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
有个经常一块儿干活的小媳妇听说我会扎针，就告诉我她闭经几个月了，问我能不能扎针治疗。我当时对妇科所有的知识就是要问清楚病人有没有怀孕；有孕，则不能用针。她跟我保证说她没有怀孕，我就给她扎了针。两个疗程后，她突然跟我说有反应了，我俩都很兴奋。针灸好像对妇科比较灵，后来又有两个患子宫下垂（这是农村妇女的常见病）的妇女找我扎针，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反应。对她们来说，这种不大不小、又说不出口的病总算可以治一治了；对我来说，我感觉到了自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也得到了心理满足：总算没有白白地下到农村来。
就我这样半瓶子咣当的水平、自封的赤脚医生，居然还带了个徒弟。是那个患风湿性关节炎的孩子的哥哥，当时也就十三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个孩子稚气中含有成熟，憨厚懂事；每次我给他弟弟扎针时，他都默默地跟在旁边，用心在记。后来他爸爸妈妈郑重其事地求我收他作徒弟。在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条件、那样的期盼下，我无法推辞，就答应了。答应了就得教人家呀！怎么教？我给他两根针，一长一短，就在我身上练。什么足三里、内关、外关、合谷这些不会要人命的穴位，就让他往里扎。农家孩子，小小的年龄就长了一双粗大的手，拿着细小的银针，直发抖；常常是刺在肉皮表层扎不进去，疼得我呲牙咧嘴，还要连声说：没关系，使劲扎。你就想像吧！我的手上腿上不是青一块就是紫一块；扎破毛细血管后的皮下淤血一两个星期都化不掉。有我以身作则，他后来也敢在自己身上练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去年，在阔别三十年之后重返幸福农场，听说这个孩子，我当年的小徒弟，已经是县医院X-光医师了。可惜我已离开县城，没有时间返回去见他了。
回想插队时的生活，虽然艰苦单调，但是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和理想主义。我为自己有过这样一段生活经历而感到庆幸和自豪。无怨无悔。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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