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y 7, 2009

牛津随笔(五)

























图一:圣玛丽大学教堂 University Church
图二:基督教会学院 Christ Church College
图三:雪莱的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图四:圣玛丽大学教堂 University Church
图五:基督教会学院教堂 Christ Church College Church

牛津的哥特式建筑成就了牛津的独特文化风景;而牛津的哥特情结又因一位艺术史论家的出现而达到顶峰。

在牛津,谈哥特,言必称此人。在艺术史论界,提哥特,还是言必称此人。

他的名字叫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罗斯金 - 牛津基督教会学院毕业。
罗斯金 - 牛津及英国第一位专职艺术史论教授。
罗斯金 - “一石激起千层浪” ,用一部“石头”论著掀起半个地球的哥特热。
罗斯金 - 单枪匹马扭转乾坤,让全世界重新审视哥特建筑、重新评价中世纪艺术。

今天,人们已经把“哥特式”一词当作中性词来使用了,特指欧洲十二至十四世纪的建筑形式及相关装饰艺术。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哥特”的名称原先是个贬义词,产生于一个历史的误会。

所谓的“哥特”建筑,本来是中世纪建筑师为了增加教堂内部空间高度和大面积使用玻璃窗而发明建造的尖拱结构建筑。这种结构及其相关的外墙支柱和远距离支架(飞拱)等技术,不仅解决了支撑屋顶重量、保证玻璃墙壁的问题,而且增加了教堂内部的神秘气氛和崇高感,有效地表达了基督教思想。这不仅在建筑技术史上是一个进步,在建筑的美学功能方面也是一个重要发展。

然而,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浪潮中,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却因热爱和推崇古希腊古罗马艺术而贬低中世纪艺术,使用了“哥特的”(Gothic)一词来表示蔑视。追根寻源,“罪魁祸首”居然是瓦萨里,西方美术史第一人。他误认为中世纪的建筑是由野蛮民族“哥特人”(Goths) 建造的,是一种缺乏理性及高贵品质的野蛮粗糙的大杂烩,不足为取。在他们看来,这些建筑不讲究比例规则和对称原则,过于堆积装饰雕刻,人物雕刻和绘画也粗糙、不准确、不优美。事实上,中世纪的建筑师们并不是原始的哥特人,也从没有给自己的艺术形式起过名称。他们表达的艺术自有其存在价值。不幸的是,对哥特艺术的误解和偏见却延续了以后好几个世纪。

在英国,哥特式建筑自然也经受了一段时期的冷落。雷恩(Wren)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以及他一个人就设计建造了几十座文艺复兴式建筑的事实,很能说明问题。但有意思的是,英国人很快发现,哥特式艺术似乎更符合他们的文化习性和情感,他们也更钟情于哥特艺术。十八世纪开始,英国陆续出现哥特复兴运动。

但是,真正在全欧洲范围内为“哥特”正名、发现哥特艺术价值、扭转人们偏见、拯救哥特建筑遗迹的关键人物,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出现。这人就是罗斯金。

罗斯金读书时,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常常不是写激进古怪的东西,就是干脆不来上课。在一次获得诗歌大奖之后,学校开始对他刮目相看,甚至后来在他因病长期缺课的情况下仍然授予他荣誉学位。他的才气和才能展现在很多方面。吟诗作画写小说搞艺术评论以至社会评论,随便做什么,都是手到擒来。三十岁之前,他已经发表了专著《建筑的七盏明灯》,出版了两卷(多卷本之一、二)颇有个人见地和影响的著作《现代画家》,并因此大名远扬。作教授时,牛津学生没有不知道这位“奇才”艺术史论教授的。他的演讲课场场爆满,而且几乎每课都得给慕名而来的公众重复再讲。

三十三岁那年,罗斯金完成了具有丰碑性质的著作:《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在这部著作里,罗金斯以自己对威尼斯城建筑的实地考察,分析研究了威尼斯圣马克大教堂及其广场周围的建筑群,对诸多建筑物做了历史分期、特征描述和概括,并做了伦理和美学等方面的评价,详实而雄辩地论证和肯定了哥特时期艺术高超和伟大的地方。这部著作影响巨大,它改变了整个欧洲、整个西方艺术史对哥特艺术及中世纪艺术的态度和认识,掀起了全英国及涵盖半个地球的英联邦、英属殖民地的哥特建筑热潮,也成为(直至今日)分析评价中世纪艺术必不可少的理论标准。

他发现并关注的、也是极为推崇的,不是纯形式和技术的东西,而是建筑的道德意义。哥特式建筑,他认为,虽然有些蛮横粗糙、变化无常、怪诞荒谬、呆板、不规则,炫耀似地堆积装饰,等等,但正是这种带有原始意味的自创性和随意性以及自由想象,给建筑铸入了强大的表现力和生命力。他还认为,哥特时期的工匠是带着发自内心的喜爱和自由意志、自觉自愿地去修筑教堂的,工作是出于热爱,是一种情感和精神的抒发和寄托;所以,这种工作是道德的,同时也是有创造力的;创造出的艺术也是高尚的。

虽然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罗斯金却是第一个强调人的道德情感因素在建筑中的价值,第一个把野蛮原始、自由想象、不受形式规则束缚等建筑特点,同崇高、表现力这类美学品质联系在一起,也是第一个强调建筑的“精神表达”和“物质形式”二者缺一不可的艺术理论家。

对他来说,这些正是“哥特的本质”,是哥特艺术伟大之处。

对哥特艺术的肯定和赞扬在当时无疑是近于反叛性质的行为。自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在温克尔曼这样的艺术思想家充分肯定赞扬古典艺术和文艺复兴艺术之后,在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古典艺术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审美观之后,罗斯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其道而行之,在为哥特艺术平反的同时公开批评希腊罗马以来的古典式建筑;这不只需要魄力和自信,还需要对两种艺术风格全面透彻的认识和理解,更需要独立的思想。

他对古典式建筑的批评,特别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的批评,尖锐深刻。他指出,古典式建筑的最大弱点是重知识轻表现,重科学轻情感,重实际经验轻心理感受;它用工程师的循规蹈矩和机械冷漠取代艺术家的自由想象和轻松愉快;因而,它削弱生命感、道德感、荣誉感、精神力量。相比之下,哥特建筑更富有精神的和情感的力量,更能震撼人的心灵。

不能有比他的这个观察和分析更精辟更经典的了。

罗斯金的艺术批评来自他非凡的艺术家的敏感和激情。他平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仅是题目,就已经令人耳目一新:“建筑的诗”。把坚硬冰冷的石头建筑当作柔美抒情的诗来读,而且还读出个理论道道来,恐怕只有他这样的天才,即有艺术家的直觉又有理论家的头脑,才能做得到。

研究建筑的文章最容易流于枯燥无味。建筑本身就很抽象单一,没有叙述性故事,也没有五彩缤纷的色彩。然而,在大厚本的《威尼斯之石》中,罗斯金用散文般的优美文字,大师级的水彩插图和铅笔速写,传教士式的热情,感染和征服了读者。书中,从平面到立体,从总体到细节,从整座建筑到其柱头、门楣、窗边装饰;几十座巨型教堂宫殿建筑,成百上千件建筑装饰部件,无数的人物雕像画像;全经他亲自丈量、计算、描绘、描述、分析、概括、追踪历史、解说、评价。如此浩大而繁琐的工程,他自始至终地保持高昂的激情,把一节节石柱写出诗意来,把一个个窗户阳台画出感情来,把琐琐碎碎不起眼的石雕小装饰一次又一次地写出高潮来。他写这部书犹如他在书中称赞的哥特工匠,发自内心地,满腔热情地,把全部的头脑和心灵、思想和感情,都倾注了进去。

他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写到:“我有一种无法分析的强烈的本能,迫使我去描绘或叙述我所热爱的东西 -- 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讨好别人,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象需要吃喝的本能一样。我要把整个的圣马可大教堂、整个的维隆纳,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画下来,一笔一笔地全都吃到我的心里去。”(注:参考迟柯的翻译)

近乎疯痴。

也难怪,他是把艺术当作宗教顶礼膜拜的。

翻开《威尼斯之石》看看,的的确确,其中的图解远远地超过了任何一个工程师所能画出的建筑绘图。对罗斯金来说,他面对的不是工程技术,不是冷漠无情的石头,而是艺术,是有血有肉的人创造的艺术,是有生命的艺术。对比他的速写和照片,同一座建筑,同一个角度,我终究想不明白他使用了什么魔法,为什么他的画看起来就是比照片更活、更有生气、更令人向往。

罗斯金还亲自为牛津新建的自然博物馆做了总体设计,并亲自挑选石匠和建筑工人,试图以中世纪的宗教热情、自由无羁的手工操作重现哥特艺术的光彩。

罗斯金毫无疑问是十九世纪艺术史、艺术批评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牛津,莫里斯、伯恩-琼斯、雪莱等人,都是罗斯金忠实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莫里斯在进入牛津之前就已经熟读过罗斯金的《威尼斯之石》,对这位天才教授论述的哥特建筑理论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后来在自己一手创办的《牛津剑桥杂志》中,特邀罗斯金为杂志撰写评论;还专门把《威尼斯之石》中的精华《哥特的本质》一章抽出来,为其设计书面,出版了单行本。

这里,艺术的吸引力似乎超过了宗教的感召力。罗斯金在后半生放弃了宗教信仰。莫里斯和伯恩-琼斯从神学转向艺术并终身不渝。雪莱公开质疑宗教。王尔德干脆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彻底把宗教、政治抛在一边。

他们是把艺术当作了宗教。艺术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终极目的。

2008-2009

牛津随笔(四)















图一:俯瞰牛津 (View of Oxford)
图二:基督教会学院的钟楼和四方院 (Christ Church College: Bell Tower "Big Tom" and Quardrangle


牛津是一座哥特式大学城。说它是哥特式,不仅因为它始建于哥特时期的十三世纪,而且因为它在其后的八、九个世纪中始终以哥特式的尖拱、尖顶、尖塔为主要式样建筑它的各所学院。尽管也经历了文艺复兴、巴洛克、新古典主义等时期,牛津人却始终锺情中古情调浓厚的哥特式建筑。

站在高处放眼望去,牛津城高塔林立、院池济济。有几处尤为醒目:基督教会学院的圆顶钟楼和尖塔教堂,圣玛德琳学院的四方塔楼的尖椎塔,瑞德克里夫阅览室的穹窿顶,圣玛丽大学教堂的锥形大尖塔,万灵学院和新学院大小尖塔及锯齿状锥形装饰物 ......

每幢楼展示着每幢楼的独特风格;每座塔炫耀着每座塔的美学品味;每池院落变换着每池院落的时尚布局;每座塔、楼、院落又都讲述着各自的新老故事。

在诸多学院中,基督教会学院 (Christ Church College) 是故事最多的一处,非去不可。讲历史,它是牛津最大最权威的学院,由英王亨利八世亲自命名和资助建立,同时也是牛津官方教会所在地;它也是牛津出产英国首相最多的一所学院 - 十三位。论建筑,它既有典型的哥特式尖塔,又有哥特晚期的贝壳型拱顶结构,还有改良式哥特圆筒圆顶大钟楼,更有后来伯恩-琼斯加画的大型彩色玻璃窗。谈文学,这里是《爱丽丝梦境历险记》的发源地;作者路易斯-卡罗(Lewis Carroll)在这里获得灵感,故事也在这里写成;大草场,小河边,餐厅,门把、捅火棍,都是爱丽丝历险的景物来源。电影《哈利伯特》的很多镜头也都是在这里拍摄的;球赛的草坪,校园的四合院,尤其那个超级神奇的大餐厅,一眼望不到头;... 。嫌不够的话,再加上学院的艺术画廊;虽然在地下室,这里却收藏有达芬奇、米凯朗基罗、拉菲尔、鲁本斯、凡爱克、哈尔斯等大师的素描手稿,菲力普-利裴、维荣尼兹、卡拉奇的绘画名作;等等,等等,数不胜数。毋庸置疑,仅第一第二个故事就可以讲它个几天几夜。

不过我是先冲着爱丽丝和哈利波特去的。

临行前和女儿商量好,凡是爱丽丝和哈利去过的地方,我都要走一遍,带回照片来,作为不能带她同去的条件。其实我比女儿更是两位小主人公的FAN。想当初在大学学英语时第一次读到缩写的爱丽丝游记,就已经被故事简单自然、顺理成章地从现实过渡到梦幻的开头吸引住了,还直感慨自己小时候没有机会读到这样美妙的童话。后来有了女儿,还不懂事,就开始给她讲爱丽丝的故事。待到哈利波特的书出来,有朋友抢先送来了前两部。念给女儿听,她紧张害怕,蒙头睡去,我却一口气看了个通宵。后来自然是出一部读一部,全是一气读完。这次有机会,当然不能不亲身体验一下。一圈走下来,感受颇多:小说故事情节的编造无疑出自作家们的想象力和才气,但场景氛围的营造和渲染却是来自作者耳濡目染的感性认识。这些故事只能出现在牛津,只能出现在英国。没有这些场景,没有感性,也就没有了故事。

这样一个好去处,却是英王亨利八世夺别人所好,攫为己有的结果。这位以娶过六个王后、并下令砍过其中两个王后的头而臭名昭著的国王,为了达到和第一任王后离婚的目地而和罗马教皇分庭抗礼,建立了独立的英国教会。也是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这位国王免去了他身边最为得宠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法官、上议院议长、坎特伯利教会大主教乌尔塞(Thomas Wolsey)的职务,同时没收他资助建立的“大主教学院”;全部原因就是这位大法官对国王这桩离婚案犹豫不决。可怜的大法官大主教,不久又被亨利下令逮捕,死于赴刑的路途中。亨利八世把学院改名为“亨利八世学院”,后来又改为“基督教会学院”。在这里,亨利的是非功过自然也处处可见。

在牛津,美和丑、善和恶、真理和谬误,常常同时反映在同一座建筑物上、发生在同一个院落里,让人惊讶两者是如何相辅相成的。

圣玛丽大学教堂是牛津最古老的大学教堂,甚至在大学建立之前就已经先有了它,也是牛津最大的教堂。它有一座巨大的装饰精美的哥特式锥形尖塔;另一头又有一个带螺旋柱子的巴洛克式圆拱大门;两部分都很有特点,也都很引人注目。这座教堂历经近千年的风风雨雨,不断扩建重修,样式也不断变化更新,自然也见证了无数次的改朝换代。

在这座教堂里,发生了一件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事件,人称“牛津三烈士”事件:三位带头实行英国宗教改革的主教、大主教,被反宗教改革的女王玛丽一世,绰号“血腥玛丽”的女王,在这里残酷地判处火刑。其中的一位,英国最大教会坎特伯利大教堂的克莱姆大主教(Thomas Cranmer),曾经竭尽全力协助先王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会,建立独立的英国国家教会,修改制定新的教会法和教义教规;当然,也正是他帮助亨利成功地休弃了第一任王后 - 玛丽的母亲。宗教原因也罢,政治原因也罢,个人私仇也罢,玛丽登基当了女王后,对克莱姆大主教毫不心慈手软。尽管写了几次悔过书,拖延了一、两年时间,克莱姆仍然被判死刑。赴刑场之前,他在圣玛丽大学教堂里作最后一次悔过演讲,临近结束,他话锋突转,大声说,他写过的所有悔过书都将不算数,受火刑时,他将先伸出右手,让它首先遭受惩罚,因为它曾经因软弱而签写了悔过书。目睹者声称:在熊熊烈火包围他时,他果真把右手首先伸向烈火,高喊:“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吧!...... 我看见天堂的门开了,耶稣正站在上帝的右手边。”

后来,牛津人在三位烈士就义的地方竖起了一座哥特式尖塔纪念碑。高耸入云的尖塔象火焰冲天,又象牺牲者的手指,直指天堂。

英国十六、十七世纪时的宗教改革即血腥又具讽刺性。克莱姆死了仅两年,玛丽女王驾崩,伊丽莎白女王即位,天又翻了回来。英国教会最终独立,克莱姆生前制定的教会法成为经典。牛津的圣玛丽大学教堂又参与和经历了新的历史变迁。

大学教堂的那座南门比较独特,圆拱形大门两边有两根象拧麻花似旋转的柱子,圆拱门上面又有断裂的圆拱装饰、旋涡形装饰、贝壳状神龛、人物雕像,典型的巴洛克风格。我在街上经过它时,无论如何都没有把它跟教堂东头的大尖塔联系在一起。它在牛津非常特殊,不仅与教堂的哥特式主体尤其是大尖塔在风格上格格不入,而且和整个牛津、甚至全英国的建筑风格背道而驰。

由于英国新教改革和罗马教会反宗教改革的对立,英国建筑一直没有表现出对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的热情。对英国清教徒来说,巴洛克建筑简直就是代表了罗马天主教反对新教改革的狂热。为了圣玛丽大学教堂这副巴洛克式门面,有人还付出了代价。曾任牛津几个学院的院长、大学总监,后任英国教会大主教的罗德(Laud),因为比较保守,不赞成新教的激进,被国会判处死刑送上断头台;他的罪状中有一条就是他的助手资助修建了这个巴洛克新门面,而他本人也曾向它屈躬祈祷。

宗教派别和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荒唐不可理喻,自然导致了理性的觉醒。

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是牛津第一所学院,建于1249年。它的校园建筑几经重建扩建,没有保留最初的建筑物,也没有其它突出的特点。我是偶然两次从它门口经过才注意到它。从建院开始到其后几个世纪,大学学院基本是一所神学院,以研究神学和培养神职人员为主。就是这样一所以神学为牛津这个世界一流大学奠定基础的学院,十九世纪时竟在学生中出现了公开反对宗教神学的小册子,不仅在学生中流传,而且还一个不落地被送至各校长、院长及系主任办公室。小册子旗帜鲜明地打出标题:《论无神论的必要性》。写这篇论文的作者毫不隐瞒自己的姓名,他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他的满怀激情和理想的长诗《西风颂》,特别是其中那句充满希望、鼓舞人心的诗句“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永远地留在了世界文学史和人们的记忆中。当时因书写印发这篇文章而被学院开除的雪莱,后来却成了最最有名的校友。学院为他建了纪念碑。

有雪莱宗教自由的呼吁,王尔德的人性解放也就不足为奇了。奥斯卡-王尔德读书的学院是那个有着四方高塔的圣玛德琳 (St.Magdalen) 学院。这座看上去壁垒森严的碉堡式的塔楼,很难让人把它同一位追求人性自由和唯美主义的剧作家联系到一起。兴许是物极必反的原理吧,王尔德不顾重重藩篱层层羁绊,我行我素;不只是对宗教道德观念置之不理,就是被法庭制罪啷当入狱也在所不顾。他在争取同性恋的自由及合法性的思想行为方面,可以说超前了整整一个世纪,尽管付出了几乎是生命的代价。我们现在记住他的当然更多地是他提出的那个著名的 “为艺术而艺术” 的文艺理论 -- 一个自由意志的产物。

在这同一所古堡式学院里,C.S. 路易斯写下了七卷本的《纳尼亚传奇》。那个神秘的大衣柜给小主人公们开启了一个通往神奇世界的大门。在牛津生活大半辈子的作者本人,也像是从想象到现实都生活在浪漫传奇的中世纪里,顽固地争论英国只有中世纪和中世纪晚期,而未有过文艺复兴阶段。

Saturday, May 2, 2009

牛津散记 - 钱锺书

离开牛津时,会议组织者半认真半开玩笑地提醒我们:从现在起,各位可以称自己为牛津校友(Fellow)了。大家自然得意一番。我一想,不说别的,就我们居住一星期的艾克赛特(Exeter)学院的两位艺术家,莫里斯和伯恩-琼斯,与他们为校友,已经是很荣幸了。后来想起应该查查学院还有什么人物,一查竟查出我们的同胞、大名鼎鼎的钱钟书。

为了攀上个“校友”的名分,我多少也应该知道点他什么。可是仔细一回忆,除了看过电视连续剧《围城》和熟悉一两个书名如《管锥篇》、《谈艺录》什么的,我其实对他一无所知。真是非常惭愧。碰巧上星期女儿的中文学校有个图书展销,发现一套钱钟书集,立刻站着不走了。本想一古脑儿全买下来,可是多年来受老公“买书”就是“买输”、“书多”就是“输多”的理论影响,最后只挑了一本《談藝録》。

大师毕竟是大师。打开厚厚一本《談藝録》,我就傻眼了。全书尽是繁体字、文言文,之、乎、者、也,布满字里行间。怪不得陈独秀鲁迅等前辈大力提倡白话文呢,这文言文让普通人读起来确实佶屈聱牙的。钱老怎么没有加入他同辈人的新文化运动呢?

我当然不能抱怨写书人的文体取向,只能怪我们这一代人从未有机会学习老祖宗的传统文化。从头开始学吧。

打开书后,随便翻了一页,发现八、九个不认识的字,一大半的句子读不通顺。几次放下书,准备知难而退了。可是想想又不能枉做名人的校友,便硬着头皮一点一点地啃下去。

大师毕竟还就是大师。所做学问,真真就是和一般人不同。翻至一页似可慢慢读下去的文字,是研究“補訂”随园(袁牧·清)的《诗话》的一段:“诗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则心浮;多改,则机窒。桐城吴某告予云:[方] 扶南三改《周瑜墓》诗,而愈改愈谬。···” 钱钟书从至少五处书籍中论证随园老人道听途说的方扶南改诗之事“洵诬”,纯粹是诬误;同时肯定和赞赏随园的“改诗之理无可厚非”。他贯穿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从七、八处中国古籍找出谈论“求工反拙”的例子,又从西方文艺理论中引出五、六则类似的论述;最后结论道:“诗文斟酌推敲,恰到好处,不知止而企更好,反致好事坏而前功抛。锦上添花,适成画蛇添足矣。”

对照同时在看的另一本书《發现漢字- 图说六书》,颇有感触。这位笔名唐汉的作者虽然也下了不少功夫来阐述和论证中国的六种造字方法,然而他大篇大篇的例子和解说却缺少根据,甚至完全没有根据;要不就是出自他自己的想象,在那里望文生义。比如他解释象形造字法(日月水火之类自然一目了然,不需他的解释),把天干的甲乙丙丁等十字解释为殷商十大部族的名称、而每个字来源于各部族擅长使用的技能和工具;把地支十二字解释为“源自上古时代生儿育女的真实图景”。作者说了:这些文字“在先民眼中,原本简单明了,刻骨铭心,人人可知,见而可识”。可惜我费了比抠钱钟书字眼还多的力气,也没看出这些文字如何象形地表示了生育图景。作者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没有做任何构字分析,可见他本人属于“先民”之列了。

我说的是研究方法。那位唐汉先生的大作,虽然洋洋洒洒,却毫无学术、甚至欣赏价值。而钱老先生对一段话的考证,仅两页纸,看似心得体会,却有根有据,既澄清了文学史上的一个谬误,又令人咀嚼不厌,回味无穷。

钱钟书其实在牛津只待了一年,作为当年清华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学生交流项目。毕业后又去了法国,在那里继续深造。我很想知道他对牛津的感受,比如校园环境、学生宿舍、建筑艺术、教育思想、教学制度,等等,等等,却无从找寻。他写过任何有关他在牛津的亲身经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