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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rch 9, 2015

读海子长诗《太阳》


海子出名时我已去国,完全不知道这样一位年轻诗人。只是后来偶然在他的忌日有人纪念他时会读到他的一些诗句。受他的FAN的感染,最近多看了几首,好像也可以说点儿三道点儿四了。
因为不懂诗,我对诗的态度和对音乐的要求基本一样:只要它的旋律和韵律能够吸引、感动我就行了。简单抽象的感官享受。我不会去深挖它其余的东西。当然诗的一些基本要素还是需要的,比如文字要美,想象力要丰富。我并不喜欢那种所谓“诗中有画”的诗。这样的诗太具有描述性和模仿性,失去了诗的独有的想象力和表现力。
海子的想象力和文字表现能力显然超过了常人,有不少漂亮的句子,也有很多出其不意的想象跳跃。那些想象奇特,突如其来,令人吃惊叫好。他说他“跟不上自己快如闪电的思想….. 跟不上自己的景象”(《弥赛亚》),象我这样不懂诗的人自然更是跟不上他的思维跳跃了。不过,他的那些抒情短诗,我觉得也就是众多诗人中一个诗人的诗,大家的不同只是各自有些自己的风格特点而已。(顺便议论一下,有人比较海子和顾城,用谁好于谁的价值评判做尺度。我认为这样对哪一个诗人都不公平。每个诗人或任何艺术家都有自己的表现内容和表达方式及风格。读者只要欣赏每个个体艺术家及其作品、理解他或她所要表达的意思情感就是了,没必要一定比出个上下高低。)
倒是他的长诗《太阳》引起我更多的兴趣,虽然至今还是没有全部看懂。
骆一禾(诗人、评论家,海子的朋友,继海子之后两个多月因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绝食突发脑溢血去世)认为,海子“他的生和死都和《太阳·七部书》有关。”的确,认真读海子长诗《太阳》的几部已经完成之作,是能够感觉出他好像生就是为做这部大作而生:他不只是在用脑、用心做诗,更是在用生命做诗;他不是在做诗,而是在跟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存在作斗争。全篇读下来,每个字、每句话、每个问题和答案,都象是他在用自己的肉体和鲜血浇筑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在刻写着自己的墓志铭。极度高昂的激情,快速跳跃的想象,密集的思想内容,在短短几年的时间、甚至几个月内一气呵成七部长诗,海子不是在做诗,他是在拼命。
这有很大一部分应归咎于中国没有史诗。
海子立志要写出中国当代的史诗。
什么是“史诗”?
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波斯的《阿維斯陀》,印度的《吠陀》,希伯来《圣经》,希腊荷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罗马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这些都是著名的永垂不朽的史诗。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描述记录了某个民族或国家的传说历史外加神话想象,其中有主要的神祇或英雄人物(民族领袖)以及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它们的内容除了传说故事,大都还包含具有启蒙、启示性质的对宇宙和人类存在的认识和解释,以及伦理道德方面的训诫。这些史诗往往篇幅巨大,包括成千上万的句子或十几、几十个篇章,而语句却短小、适于吟诵咏唱。它们也常常以情感悲剧形式展开和结束,常令听者、读者唏嘘感叹不已。
中国没有这样的史诗。
中国精炼的文字只给我们留下了《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夸父逐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这样短小的神话和寓言故事,有的故事甚至短到只有两三句话;且这些故事几乎全部出自地理性质的书籍《山海经》。《山海经》虽然充满了奇异的想象,但在情感方面却极少做文章。象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精卫溺死东海而变为鸟类这样可以借机表达情感的故事,在中国古人笔下,大多成了干巴巴的陈述或道德说教。先秦,在中国最该出宏大史诗的历史阶段,其文学中,最富有想象力和情感的长诗也就是屈原的《离骚》、《天问》、和《九歌》等的楚辞系列。而《楚辞》还称不上是史诗。
海子要创造出一部中国的现代史诗来。
凭海子的才花、激情、悟性、和知识面,加上虽短但不匮乏的中国神话,创作出一部巨幅长诗,或曰“史诗”,应该不是大问题,事实上他已经写出了七部长诗,归纳在《太阳》之下(骆一禾称之为《太阳·七部书》)。然而不知为什么,中国神话并没有给海子带来灵感和激情。他只是在《传说》一诗中流水账似地罗列了一些神话故事,并在其前言中明确立志要为中国的“史诗”写作而努力。但是《传说》不但内容毫无新意,连语言都显得提不起精神。也许是因为中国神话故事很少参加进任何情感因素(似乎只有屈原除外),对于海子这样才情横溢的诗人来说,把这样短小枯燥的零星故事变为感情充沛的“史诗”也的确是勉为其难。
所以,海子就把灵感源泉寄托在了外国神话和史诗以及自己的想象上。
这样一来,就出现问题了。
首先,借助于他人文化而远离自己熟悉的文化土壤,还让读者也脱离熟悉的文化土壤,这是一个作家的大忌。孰不知,史诗来自产生它的文化土壤,同时又构成了那个文化土壤的一部分。“之乎者也”突然跳到了“洋泾浜”,不仅是作者本人是否已经吃透他人文化是个问题,而且读者能否接受异己文化可能是个更大的问题,更不要说“史诗”本身就是构筑一个文化的重要部分甚至核心。核心都脱离了自己的文化,其结果 – 殆也!
其二,起于远古时代的史诗,几乎全部都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无数代人的积累,并非一日之功。即便是近代人的史诗,如《神曲》、《失乐园》、《浮士德》等,也都建立在深厚的古希腊罗马和犹太教基督教文化积淀上。歌德写《浮士德》用了四十年功夫。这期间不仅是诗人在不断思考和理解他自己的文化、也是他自我成长和成熟所需要的时间。海子不仅脱离了自己的文化土壤、舍近求远,而且试图在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里成就出一部史诗。没有深厚成熟的积淀,如何写得出大部作品来?
其三,海子的文化来源混乱,一部长诗变成一个文化大杂烩。试看《太阳》中出现的人物和地域:司仪(楚辞),盲诗人(荷马),但丁,耶稣,佛陀,摩哈默德;赤道,刚果,冈瓦纳(远古地理),澳洲,印度,南美,南极。又比如,在《弥赛亚》(《太阳》之一部)中,他几乎语无伦次地从蒙古跳到埃及,又莫名其妙地扯上维特根斯坦;在其中“合唱队的歌声”的说明中,海子注明:
(名称为“视而不见”的合唱队由以下这些人组成:持国、俄狄普斯、荷马、老子、阿炳、韩德尔、巴赫、密尔敦、波尔赫斯)
这样的内容组合近乎疯狂;而这样密集而广博的文化信息则引起读者严重消化不良。更糟糕的是,海子只是堆积了这一大堆的中外文化名人和概念,实际上对哪一个都没有深入进去。
其四,古代原始史诗都有明确的目的性,比如解释宇宙自然现象,探讨生死以及自我存在,颂扬英雄,褒贬善恶,等等,起到启蒙教化之作用。海子的《太阳》长诗目的很不明确。其中没有启蒙、启示、正向引导的力量和领袖人物,没有被歌颂对象,甚至主题太阳也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反动力量。海子的宇宙是个混乱、无头脑(诗中一个人物形象叫“无头英雄”、“无头勇士”;其来源可能出自《山海经》里的刑天;但我总觉得它更近似于巴塔耶Bataille的“无头人”Acéphale – Headless Man;只是不知道海子是否接触过巴塔耶的作品)、无政府主义的,以至光明和黑暗都不分的宇宙。
其五,海子似乎是在思考和探讨人生问题。但他的思维比较混乱,没有达到哲学的深度,更多的则是诗人自我情感的宣泄。他以不同的角色从不同的角度来尽情发泄,并且是带有自恋性质的,没有超越自我的或更高层次的目的。他表现的愤怒、暴力、复仇不知从何而来,那个假想敌也不知是谁(也许是他的内在自我?),对世界的不满具体是什么也不清楚。诗中也没有具体情节和故事的连续性。很多景象好像是出自他的幻觉而非诗意的想象。总之,我读来读去,只读出了“空虚”两个字。比如在《太阳》中他多次重复:
“除了黑暗还是黑暗。除了空虚还是空虚”;
“我的生活多么盲目 多么空虚 多么黑暗 多么像雷电的中心”;
而且,他把“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作为全诗的开头和结尾,并用在每一小节的第一句,似乎不停地在宣告:这个世界和人生太空虚,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说到最后,论诗自然变成了论他的人生观和过于短促的生命。
我觉得,海子创作史诗,一开始可能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和横溢四溅的激情,为了创作而创作,但是写作过程中,认识到他是在通过史诗的形式寻找人生意义,而到了最后,“史诗”无形中就变成了他实现生命价值的实践。遗憾的是,他呕心沥血、苦苦求索,经过了自我的精神和灵魂搏斗之后仍然没有找到或给出读者满意的答案,所以走上了绝路。实际上,吠陀史诗,圣经,老子,释迦穆尼,耶稣,等等,早就都有各自智慧的答案。海子过于性急了。如果吃透其中任何一家答案,他都能够释然地生活下去,找到自己的价值。
他似乎曾经也试图变换一种人生理念和生活方式,比如那首著名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短诗。但是和他那些探讨生命价值的诗作以及卧轨比起来,这首看起来轻松潇洒、悟到人生真谛的小诗简直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玩笑。
在我这样的凡夫俗子看来,对于把他养大成人的父母来说,他只要能够安安稳稳地活在太阳底下,为人夫,为人父,“关心粮食和蔬菜”,“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将来为父母养老送终,就是他的生命价值了。
 (2014.4.13)

女性视角 – 中国新艺术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女艺术家在用较为自由的方式和风格表达自我方面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嬗变。随着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女艺术家们逐渐接触到西方国家的当代艺术观和妇女观。她们开始意识到作为女性的自我和作为独立艺术家的自我,并且开始从一个女性艺术家的视角尝试不同的新的表现方式。这次参展的几位艺术家用她们各自独特的手法探索女人的心理和精神生活,女人作为独立的个人,以及女人在对待日常生活和对人类和宇宙、现实和虚无等哲学问题的思考。

崔岫闻

这位艺术家代表性风格是用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作模特,表达各种的情感和思想。人们所熟悉的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在艺术家手下变换了一付完全不同的面孔和情境。十三个人物由一个九岁中国女孩面孔表示,讲述着一个中国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故事。这些带着红领巾的孩子们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的集体理想。“红领巾”对小学和初中七岁至十二岁的孩子是一种荣誉,也是个人作为集体的一分子的认同。它象征革命,流血,和牺牲;鼓励学生们踏着先烈的脚步前进。曾经也带过红领巾的艺术家,对红领巾和白衬衫的鲜明对比有着深刻的印象,所以在艺术作品中不断使用这一特殊的记忆形象。她的画作跟《最后的晚餐》一样是关于信仰和高尚的牺牲精神的主题;不同的是,她的画里让一个年幼的小女孩(或者她的整个同龄群体?)、而不是成年的救世主,来承担所有的疑虑、痛苦、背叛,甚至历史本身的重荷。展出的这幅油画稿是艺术家一件大型的装置作品《三界》的一部分。整个作品由油画,摄影图片,和摄像影像组成。题目带有佛教或基督教“天上、人间、地域”的意味。

类似的一个女孩也出现在《真空》系列中。这组作品去掉了色彩,仅用黑白图片效果。这次女孩有了一个伴儿,一个跟她同样相貌、同样大小尺寸的玩偶。女孩身穿白衬衣或者白大衣,黑(蓝)短裙,但是玩偶却时常赤身裸体。两个女孩出现在室外场景中,往往是空旷的大雪天地。她们有时躺或跪在雪地上,有时站或坐在雪地里,有时把自己埋在雪里,但都相距很远;有时,真的女孩会把玩偶女孩从雪堆里拖出来,或抱着玩偶在大森林和空寂的郊外小路上行走。所有的图象都给人一种神秘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是现代社会精神空虚的反映?还是对所有人的存在主义的评判?这里,艺术家似乎在对人类和宇宙、现实和虚幻的关系作精神和哲学的思考。女孩的两个自我:真的和假的,真实地和不真实的,活的和死的,等等,似乎在强调佛教的世界观:世界是虚幻的;绝对的空才是终极真理。在美感方面,艺术家使用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风格,给作品增添了简洁抽象和“空”的感受。

林天苗

艺术家在中国和美国都生活过,她的作品综合了西方概念艺术的理念和自己生活中和纺织物打交道的经验。如她大多数作品所示,纺织用的丝线和棉线是她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展品中的三幅“自画像”来自她的系列作品《焦点》。艺术家把自己剃光头的黑白照片头像印在画布上,其中的一幅用普通平针的乱针脚绣满画面,焦距不是很清楚;还有一幅密密麻麻地缝满了线团,线团自上而下变得越来越大。第三幅是一张特别模糊、似乎由于年代久远而褪色的图像。这三张头像没有一张表明人物的性别,也没有表情。扎满线团的那张甚至掩盖了全部面部细节。她没有把这些头像称作“自画像”。看起来艺术家有意表现没有性别、身份模糊、隐藏自己面目的人,或者那些介于或混淆于“男人”和“女人”、“自我”和“他人”之间的人。那些线团可以看做一个人思想的千头万绪;也可以看做是长满肿瘤的脑袋破坏了人的思想。

《家庭肖像》是一组用棉线缠绕起来的相框,里面没有任何肖像。也许这幅作品是想表示已经褪了色的老旧的照片?或一帧失去的记忆?或一帧故意抹去的记忆以示和家庭关系的断绝?或怀念家乡的表达?那发旧的白色,看似落满灰尘的样子,和打包封存似的状态,都使这些相框看上去久远和无法使用。这里,观众可以尽情去想象的思考。

陶艾民

陶的影像作品《脉》讲述了一位世纪老妇人的故事。老人出生于1912年,逝世于进入百岁前的2011年。九岁起开始裹脚,十九岁结婚,二十二岁生下第一个孩子,八十多岁时失去老伴,老人王玉清度过了跟中国千千万万个勤俭耐劳、坚韧不拔、受磨难但同时也感到满足的普通妇女一样的生活。艺术家偶然租赁了老人的房屋住,观察到她漫长而又简单的生活,被此强烈地吸引,因而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老人生命中最后几年的生活情景。那付堆满皱纹的面孔,蹒跚的脚步,缝纫时颤抖的双手,饭桌上热腾腾的饺子,斑驳脱落的墙纸,滴答作响的老钟,窗台上的小脚鞋,菜园里的萝卜,掉在树下的柿子,还有老人渐渐远去的背影,这些在艺术家眼里均成为生活的美和崇高的图像。艺术家用三个镜头同时投射在三面墙壁上,营造了强有力的震撼效果。

《女书–修辞》描绘了一种数百年前发明于湖南江永的女书文字(艺术家就出生于湖南)。女书通常是写成五字或七字一行的诗句,描画或刺绣在手帕上;内容大多表述女人们的爱情和生活,一般只流传于女人之间。艺术家使用了公元前1200年左右中国甲骨文字体(有人认为女书起源于甲骨文)的书法,并模仿在手帕上刺绣文字的情况,把一些完整的诗书写在民间妇女自织的、蒸笼里用的粗布上,由此把普通妇女的世俗生活和她们对精神生活及思想的追求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展出的几幅作品中也有随意的文字组合。

黄莺

黄莺的数码影像制作以她自己的身体为主要载体来表现各种理念。系列作品《嬗》用女人体和巨大的蜻蜓相互重合和替代,表达一种生命形状向另外一种形状的嬗变,或者两个不同的生命形式同时在向一个新的生命形式转化。生命的嬗变和循环往复主题在艺术中并非少见;中国的史前文化中就已经出现把玉雕的蝉放入死者的口中表明希望再生的愿望。但是艺术家在这里把这一观念表达得更为现代和复杂,甚至带有卡夫卡式的荒谬。《嬗》No.5 表现了一个女人头像,大张着嘴巴,舌头伸出很长;其鼻子和嘴巴被一只大蜻蜓的上半身覆盖,蜻蜓的长尾巴与人的舌头重合,并使其延长很多。这里,观者基本上看不到对生命再生的祈望,却是一种对嬗变现状的厌恶和一种奇怪的对性的渴望。《嬗》No.13 描绘了一个性感美丽的女人体,伸展着多只胳膊和多条腿,一只巨大的蜻蜓占据了头脸和脖子,男性生殖器般的长身子纵穿女人体。这幅图像包含了性感,性,和人向昆虫、昆虫向人,以及人的“自我”向异己的“他人”的嬗变。


这个蜻蜓女人偶尔也出现在冰冷神秘的景色中。《仙镜》No.10表现的就是这种状况,同时天上还飘落着一个女人体,地下一座小桥栏杆上爬着另一个女人体,创造出一种超现实的境界。这组作品选用了较宏观的主题:人类和环境,现实和超现实的关系。它们几乎都是一些孤独的裸体女人出现在寒冷孤寂的环境中,到处是冰雪和冰水。在No.7里,在一个巨大的冰洋上,漂浮着大片的浮冰和毁坏的船只或房屋残片;一个女人正在冰水里挣扎;一个已经钻出残骸爬上大片浮冰;还有一个安全地躺在浮冰或陆地的正中一座房屋里。这幅画面令人想起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但却有着非常不同的内涵。这是一个有关女人在毁灭性灾难环境中生存的故事,而不是哪位救世主拯救行为;不过仍然让人想到“宇宙之初”的情景。同样孤独的裸体女人也出现在长城上;她们从砖墙里和砖地上显现出来,身上印着砖墙的痕迹,就像一群钻出墙缝的幽灵。长城,中国坚强堡垒和男人权利的象征,上面爬着一群裸体女人,这幅图景突出了几组对立面:男人和女人,强硬的堡垒和柔软的人体,文化的建造和人的自然属性,等等,但似乎有了和性别两元论相反的涵义。把女人体放在文化和历史这样的大背景中,艺术家创造了一个新的神话。

(2013.2.13)

萧桐印象


萧桐是艺术家、教授,碰巧也是名人之后。最近有机会见到他本人和更多的作品,对他的艺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的作品画面饱满,人物结实有力,色彩明亮、空间处理讲究,还有独特的对主题的选择和表述方法。一句话:有看头。

也许从出生不久就笼罩在“右派”父亲萧乾的阴影下,少年时又目睹父亲被挂着牌子挨批斗、抄家,亲临父亲自杀未遂的场景,又随父母被下放湖北“五七干校”,性格受到压抑;也许只是天性使然;也许真正洞悉人生、大智若愚,萧桐是个随遇而安、谦虚谨慎、不喜张扬的人。同是艺术家、同是名人之后、同时赴美留学、同在一起打小工挣饭钱,艾未未早已以他狂放不羁的个性和艺术风格名扬天下,而萧桐则默默无闻地隐蔽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城镇,三十多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画他的画、教他的课,过他安安静静世外桃源的日子。艾未未曾跟他说:去美国就要去纽约,去中国就要去北京;你说你不在北京呆着跑石家庄去干吗?萧桐真的就在石家庄式的小城一呆就是三十多年。

萧桐是个仔细、喜欢思考的人。他对自己三十多年的艺术生涯有过认真的总结和反思。看他上百幅作品的自我回顾,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普通人和作为一个艺术家所经历的成长变化。他的作品在生活每个发展阶段都有明确的主题,每个主题系列又都尽可能发挥所有的想象、用不同的形式和角度来表现。有些内容深思熟虑,具有生活哲理,有些唯美、唯形式。萧桐信奉的是“没有风格就是风格”的随心所欲。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现代大师的影子,比如塞尚,毕加索,杜尚,马格利特,等等,但又把各种风格变成了他自己的语言。

曾经受虚无主义思想影响,萧桐画过一系列百无聊赖的人做些百无聊赖的事:Party,下棋,聊天,睡懒觉,剪指甲,凌乱的房间,等等。然而就是在这种虚无主义的冷眼观察下,他看到人类生存的本质:挣扎和相互争斗。《捉迷藏》描绘了两个孩子蒙着眼睛钻在桌椅底下藏猫猫的场景。他用英文标题Hide and Seek 来隐喻同样以H S 字母开头的 Human Strife (人类争斗);而画面正中间翻倒的椅子腿支架则醒目地标出一个大大的“H”和它稍微隐蔽的影子。如果那个大“H”是“人”,那个H的影子就是“藏”。人生就像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不是你藏我捉,就是我藏你捉,翻来覆去。

《理发》系列听上去和看上去都很“大众艺术”。它捕捉了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众生相。人们在工棚里、海滩上、理发间、黑屋子、地下室、月光下、甚至梦境中理发;理发和被理发的人形形色色,神态表情各式各样。艺术家使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写实的、变形的、超现实的、梦境般的、暗淡的、明亮的、平面广告式的,等等。在这些表面的生活观察和情趣里,画家蕴藏了一个人生哲理:人生就像是一个被理发的人,被操纵在理发师手里。理发师手里的剪刀想让你是个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的人。父亲给儿子理发,充满爱护和期望 令其轻松精干、朝气蓬勃;男人给女人理发,让她漂亮别致时髦;男人给男人理发,让他变律师、变银行家,也可以让他变Hippie YuppiePunk。理发师可以改变人的形象,也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纳粹党卫军屠杀犹太人之前剃下犹太人的头发、剥下他们的衣服,自此他们便不再是人,而是被屠杀的活靶子;文革期间红卫兵把知识分子剃成阴阳头、拉上街头游街,从此他们便是“坏分子”,只配受侮辱、被批斗。一幅《剪 红色劳动者》,理发师和顾客在昏暗的灯光下理发,旁边阴影中有戴着红袖章拿着棍棒的人和扛着箱子的(抄家?)人,就令人联想到这样的历史悲剧。

就形式而言,萧桐的很多画具有明显的追求形式美的特点。他的色彩明亮醒目,块、面空间关系处理变化多端、得心应手;表现形式也丰富多样。他在表现家庭婚变主题时,并没有显示通常的愤怒、暴力、忧郁,而是冷静、理性,甚至幽默。那些空中飞舞的锅碗瓢勺,地上散乱的家具什物,全都变成了有趣的毕加索式的静物作品。《家里的游牧族》,描绘分家的场景:老婆抱着一大盆长满刺的仙人掌,面朝一个方向;老公弯腰驼背地扛着铺盖卷,面向另一个方向;大片明亮的黄色、橘黄色和蓝色的对比;除了动作行为让观众感觉到家庭关系中的愚蠢可笑,令人忍俊不禁外,明快的色彩也放松着人的感官和情绪。

跟所有艺术家一样,萧桐是用自己的艺术塑造自己、完善自己的。但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必须要特别努力地去实现自己,摆脱名人父亲的影响。《父亲的影子》讲述了一段感人的父子情,也表达了艺术家的烦恼和纠结。这是幅简单的油画:金黄色背景上有中国、美国、欧洲的地图轮廓线,一个巨大的人物半身剪影占据半个画面,剪影中又有一个重叠的小的人影,然后自下而上,有一条白粉色的自行车轮胎印纵穿三大洲。这是一幅真实的画面记录:父亲萧乾作为新闻记者,其足迹曾遍及亚洲、美洲、和欧洲,很多时候就是靠自行车完成采访工作的;战后回国还把自行车由英国带回了中国;萧桐小时候出门、上学,都是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前杠梁上被父亲带着来来往往,而常常能在前方地面上看见的影像就是父亲遮挡着儿子的巨大身影。这幅投影几十年来就定格在萧桐的脑子里。它既表达了父子关系的亲密无间,也暗示了儿子难以脱开父亲大伞庇护的现实和窘况。

似乎就是为了要实现自我,萧桐在大学学了几年的英语文学后,毅然决定不再追随父母热爱的文学事业而转向更能表达自己的另一所爱 艺术。在中西部小城隐蔽多年,就是萧桐付出的独立的努力。在那里,没人知道他是名作家名记者萧乾的儿子,没人会给他特殊照顾,也没人会来奉承他。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艺术家、教授。三十多年的闭门修炼应该说帮助他完成了这一“自我”的塑造。

《历程》是艺术家人到中年以后的反思。一个宇宙洪荒式的背景,天上地下循环出现各类人物,隐隐约约像是艺术家父亲、自己、和儿女的形象。父亲像一个被人操纵的小丑、手舞足蹈,又像是万般劫难之后的智者,冷眼静观世界;艺术家赤裸着坚实粗壮的身体,手握画板画笔,坐在一副高高翘起的翘翘板的头上,身旁有高大的建筑物,犹如人类始祖开天辟地设计建造着世界;那个翘翘板又像是在暗示人生的大起大落;脚下两个捉迷藏的人影似乎也在重复着人生无常的主题;而两个孩子则踏踏实实地坐在地面,学习、弹琴,憧憬着未来。
近年来,萧桐画了不少回忆性主题。有童年时期懵懂的梦幻似的影像:温馨的四合院,姥姥的枣树;也有少年时期经历的场景:焚书的烈焰,疯狂的造反派,挨批斗的亲人,五七干校的稻田,等等。其中很多都给人一种时间凝固、记忆永恒的、超现实的美感。有一个反复出现、也是永远萦绕艺术家脑际的噩梦般的画面,是父亲被人扭着双臂、胸前挂着牌子、强迫低头认罪的情景。同样的构图,艺术家从写实的、变形的、抽象的,到三维的、平面的、单线条的、符号式的等多种形式表现了父亲饱受侮辱的情景。这些不同形式的独立画面又被排列摆置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恰似一个再好不过的暗喻:一个文弱的知识分子,被一个强权、一伙群氓,一次又一次地钉在十字架上,像耶稣一样为自己同类的愚昧无知受过、牺牲。在《服从》一作中,这些形象和构图最终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巨大的“H”,又一次象征着“人”。然而,那个站立正中间的红色的“H”似乎又在暗示着“Hong”、“红色政权”、“红卫兵”,而其他的“H”都得向这个红色的“H”低头服从 巧妙而又深邃的构思。

纵观萧桐三十多年的作品主题,不管是虚无的生活状态,还是潜意识的为了生存的人类争斗,还是人为的人斗人,人作为创造者的骄傲,人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完善,等等,都归结在那个大写的“H”、即“人”上。还能有什么比“人”和“人生”主题更能成为艺术家及人类的最基本的和最终极的表达愿望呢?

(2013.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