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尼泊尔

惊闻尼泊尔大地震，有些心神不定。一个月前刚去过的地方，现在已经面目全非。随便聊聊在那里的见闻和感受吧。

我的尼泊尔之行是为了给自己的“朝圣”之旅做个了结。在此之前已经去过印度境内若干个佛祖曾经亲历过的地方和佛教圣地。这最后一站是去佛祖出生地蓝毗尼（Lumbini）。其实整个旅途应该是倒过来走的。先去佛陀出生地，然后去他开悟之菩提树所在地菩提迦耶（Bodh Gaya），再去他第一次说法之地鹿野苑（Sarnath），最后去他涅磐之处拘尸那揭罗 (Kushinagar)。但我当然并不是像信徒那样为了朝拜而去朝拜。说是朝圣，实际上只是在自己学术考察途中顺便关注一下。释迦牟尼毕竟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世界一大宗教的创始人及身体力行者。是不是信徒都值得拜访一下他的生前足迹。自佛祖涅磐后的两千五百多年来，朝圣者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来到佛国圣地。不说别国别人，中国东晋高僧法显（337-422）和唐代高僧玄奘（602-664）就不远千里游历佛国达十几年之久。

蓝毗尼（Lumbini），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Kathmandu）280公里，但距离印度边境不到50公里。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定为世界遗产。这里离开喜玛拉雅山麓整整一个小时车程，已经属于热带平原地区。公元前623年，佛陀释迦牟尼诞生于此地。

我住的宾馆在遗址公园的围墙外，阳台上便能看到墙内浓郁的树林。园内不允许任何机动车辆，我在入口处叫了一部脚踏三轮。蹬三轮的小伙子问我想要怎样在园内周游。我完全不知园内规划设计，便听他介绍。有两条路线：一是先看园内周边各国各教宗修建的佛寺，然后集中到佛祖出生地点；二是从佛出生地点开始再去参观其它。我希望能在佛诞生地不受约束的停留多点时间，便选择了第一条路线。

游园开始才发现园子很大（4.8 x 1.6 公里），去的每一处都必须跑马观花才能保证在计划时间内到达最后一站；而每一处又都很大，十几、二十分钟只够瞧瞧外观。在园子里，世界各国各家佛教宗派都争先恐后地买地兴建寺庙，且唯恐不能地显示自己的财力和势力。一圈跑下来，看到的寺院是一家比一家宏伟高大，一家比一家豪华奢侈。有泰国的、缅甸的、越南的、斯里兰卡的、柬埔寨的、印度的、日本的、韩国的、中国的，还有法国的、德国的（奇怪吧！）；有大乘宗、小乘宗、密宗，不知是否还有禅宗、净土宗的寺院（实在没有时间看个仔细）。据说日本的寺院内的禅房的服务比五星级宾馆还高级，接待长期短期去那里坐禅修行的人。中国的寺院叫“中华寺”，似乎是要代表全中国的佛教派别。大门匾“中华寺”和“大雄宝殿”匾是赵朴初题字，而宝殿上另一匾则为共产党江总书记题字。进去后俨然一个小紫禁城的感觉。总之，整座园子像是一处大型的佛教建筑展览，还有不少正在建设中。作为休闲踏青同时欣赏建筑艺术之地，这里还的确是个好去处。至于这里的僧侣们和来朝拜的信徒们能否近距离体验到佛祖之精神，我觉得还是个问题。

真正近距离接触佛祖自然是要到他的降诞之处。

我的三轮车半道儿轮胎被扎破，小伙子沮丧地推车走了。而我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到了圣地的圣地。这期间经过据说有一公里之长的长方形水池（让我同时想到印度泰姬陵前的水池和华盛顿国会大厦前纪念广场的水池）和一长段步行大道。出乎我的意料，这里还不仅只有一柱后代人矗立的纪念碑之类，而是真有考古发现。原先本着象征性的到此一游的想法，立刻烟消云散。

在一幢外部粉刷成白色的砖房大厅里，游客们走在墙边一圈专门修制的木板走道上。紧贴墙壁的走道边上有零散的几个僧侣盘腿而坐，喃喃地诵着经。包围在中央的地面是经过挖掘复原的遗址。正中间有一块地方被玻璃盖罩着。工作人员把我引到跟前，指着玻璃罩下的一块石板说：这就是确切的佛陀出生地点！WOW！虽然没有电击似的感受，但也肃然起敬。暗地里仍有疑问：佛祖不是出生在王室家中吗？怎么会在一块儿粗糙的石板上落地？玻璃罩上有朝拜者们扔下的钱币。不知怎的，我突然觉得这种方式挺亵渎神圣的。我是不能把纯精神的东西和世俗的物质性的东西混在一起想象的。好在印度和尼泊尔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在所有宗教古遗址都不允许烧香磕头和举行任何仪式。否则真会乱了套了。

工作人员背后的墙壁上有一枚石板浮雕，上面刻有佛佗母亲玛雅从自己身体右侧的腋下生出佛陀。这是自古以来典型的佛陀诞生图。像中国的简狄吞鳦卵而生契，姜嫄踏帝印而生后稷，基督教圣玛丽受圣意而孕生基督，艾兹台克蛇裙女神怀揣羽毛而生太阳神，等等神迹，佛教传说王后玛雅一夜梦见一只白色大象从天上向她飞来，由此受孕，从胳肢窝生下佛陀。

出后门来，有一方形水池，据说是玛雅的浴池。据《高僧法顯傳》记载：“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名論民。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二十步。舉手攀樹枝。東向生太子。”水池二十几步远处果然有一棵粗壮高大的菩提树。树后有一排身着橘黄色袈裟的僧侣围着个半圆圈席地而坐，每人对着一本经书轻声念诵。在水池和大树之间的空间，只见一年轻精致女子，身穿鹅黄色上衣，下着黑色灯笼裤，面对菩提，一丝不苟、不紧不慢地磕着藏式长头，连续了几十个，令人看出她的虔诚。后来我在机场偶然碰到她，跟她同行的还有几位尼姑。看出他们是中国人，我就问她是否那个磕长头的就是她。她说：你是说行大礼吧？

在这里我更感兴趣的还是挖掘出来的遗址和文物。除了那块儿保护在室内的大石板和相连的建筑遗留，室外周围还有一根著名的阿育王（Ashoka，也称“无畏”或“无忧”王，公元前269年继位）纪念石柱和几处不同时代建造的圆塔及寺院遗迹。十九世纪末，印度考古学家发掘此地，发现了阿育王石柱，并根据法显和玄奘的记录确认了这里即是阿育王确认并立碑纪念的佛陀诞生之地。《大唐西域記》载：“至臘伐尼林。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鏡。雜華彌漫。其北二十四五步。有無憂華樹。今已枯悴。菩薩誕靈之處。……不遠有大石柱。上作馬像。無憂王之所建也。後為惡龍霹靂。其柱中折仆地。” 最近一些年的挖掘又发现了从公元前1000年至前550年的遗迹，而前550年左右正是释迦牟尼活动时期。

阿育王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他所做的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就是把佛教立为了国教。从此佛教得到弘扬和传播。他在位期间重新分配佛舍利，在全国范围内兴建舍利塔、寺院、石窟庙宇，在一些重要圣地建筑纪念碑纪念塔，包括在蓝毗尼和菩提迦耶德建立纪念石柱，往周边国家输送僧人传教，甚至把自己的女儿（一说妹妹）和儿子派往斯里兰卡传播佛法。

尼泊尔现在有占全国人口9%的佛教徒，加上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朝圣信徒及其在尼泊尔境内兴建的寺院，佛教气氛感觉还是很浓厚。在Lumbini遗址公园外围，有很多亚洲国家风味的餐馆，我见到路边一个大牌子“到家了！进来坐一下，喝口茶。”便毫不犹豫地进去了。

一个眉清目秀的中国小伙迎上来。我说先给我来瓶可口可乐，再来一盘酸菜肉丝加米饭。小伙儿说没有酸菜了，泡菜行不行。我说酸菜和泡菜有区别吗？小伙儿不好意思了。问他来自哪里，他说大陆重庆。我说泡菜就是你们四川的有名啊，在北方就叫酸菜。你们的牌子上第一样菜就是酸菜炒肉丝，你难道不知道吗？小伙子说，我只是打工的，不知道厨房里的事。我问老板在吗，他说老板是台湾人，很少来这边。可乐喝完，饭菜也上来了。一吃，明明是榨菜肉丝嘛。旁边有个中年妇女也在吃饭，看出她是这里负责的，便跟她聊起来。我说你们这里是不是酸菜、泡菜、榨菜不分呀？她说怎么会不分呐。我说那我要的是泡菜肉丝，怎么变成榨菜肉丝了？她问我要不要重新换过。我说算了吧，要不另外给我一小碟泡菜？吃到泡菜，觉得真是吃到可口的中国餐了。收钱的小姑娘也看上去很秀气，来自江苏。问他们在这里生活怎样，都说挺好。

从这里去一个自然保护区的路上，司机是当地人。他刚开始跟我说英语，后来搞清楚我是中国人便跟我说起了汉语，让我很吃惊。多说几句后发现他的汉语还挺流利，并有浓重的河南或山东口音，一问，原来他的汉语是跟在尼泊尔修筑工程的山东民工学的。听外国人讲了一路山东话，差点笑死我。他在中国工程队干了很多年，一直跟山东民工住在一起，后来居然被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看中，召他去当翻译。他在大使馆又干了四年，项目完成后回家，给朋友的旅游公司当起了司机。

……

尼泊尔既是佛教圣地，更是印度教圣地。印度教徒占人口88%以上。首都加德满都Kathmandu 有一座较有规模的大神湿婆（Shiva）庙（Pashupatinath），只允许印度信徒进去。当地人相信这里是湿婆和帕瓦提女神（Parvati，也称Shakti）结婚的地方，而他们结婚的日期则成为全国最大的节日（Maha Shivaratri）。不仅当地的印度教徒，周边印度和东南亚各国以及世界分散的教徒们，都会在二月的某一天聚集在这里狂欢庆祝。平时来这里的香客也很多。我进不去庙堂，便在大门外伸长脖子往里瞧。所能看见的只是一只大金牛的屁股和尾巴。

根据一般湿婆神庙的设计，庙里是湿婆雕像或者他的阳根（Lingum）的雕像，门外是他的坐骑神牛南迪（Nandi），呈卧姿，面向庙门。因为这里是大神和女神结婚的地方，庙里庙外便到处是阳根女阴（Yoni）结合在一起的石雕碑座。那些数不清的一排排一座座的神塔里面供奉的全是这样的石雕。这种阴阳结合的石雕像在印度教发展的中晚期在印度和尼泊尔实际已经非常普及，但是这里似乎更为集中。早期的湿婆崇拜像大多只是他巨大而威力无比的阳根。神话传说中湿婆曾经和另外一个大神毗湿奴（Vishnu）比武，看谁的那玩艺儿伸展的高大而有力，结果湿婆胜出。

湿婆的隐居地据说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喀拉什（Kailash）山峰上，距加德满都直线距离并不远。但是这座山峰在西藏境内，也是藏民和佛教徒的圣山。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海拔高度和边境问题，可能也早就成了成群结队的朝圣者的好去处。在尼泊尔和印度，因为印度教认为佛陀即是大神毗湿奴的九个化身之一，所以印度教徒中也有拜佛陀的；同样，佛教密宗也吸收了很多印度教的神灵鬼怪，比如湿婆神在佛教里变成了四大天王中的北天王，所以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也有去同一个寺庙、拜同一些神袛的情况。也许正因为这样的交叉关系，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也一直能相安无事。说到这里想起了公元8世纪时吐蕃王松赞干布同时娶尼泊尔公主和中原公主为妻、并受两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夫人的感化而兴起佛教崇拜的史实。吐蕃和尼泊尔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湿婆的乘骑南迪在这里随处可见。真的假的，活的石雕的。 这座神庙外便有一大片山坡地，专门用来放生神牛和其他动物的。据说湿婆和帕瓦提俩人有一次路经这里，对这里美丽的山水流连忘返，化作野鹿到处游玩。后来其他的神们召湿婆回去，他便要求成为各类动物之主。因为这个故事，放牛的山坡隔着一条河的对面山坡就成了鹿苑。河两岸也因此成了很多种动物的乐园。猴子成群，牛羊遍地。那条河也毫无疑问地变成一条圣河。

圣河叫巴格玛蒂Bagmati，是恒河的众多上游支流中的一支。恒河在印度神话中和湿婆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传说远古时期，大地炎热干旱，民不聊生，有一位隐士向诸神祈求降下天河恒河以解危机，神不答应。隐士不放弃，静坐默祷长达一千年，终于感动了诸神，答应下放恒河。隐士又怕突然降下的大河冲击力太大，反而伤害民众，便请求湿婆神帮助。湿婆答应用自己的头顶和长发首先承接恒河，以减小冲击力。恒河由此成为圣河。在尼泊尔，巴格玛蒂便相当于恒河。在加德满都，那个湿婆神庙就建筑在巴格玛蒂河边的山坡上。一条天梯似的石阶连接着神庙和圣河。河边排列着很多火化台。信徒们都希望死后能在这里做最后一次的洗礼和火化。

我目睹了两家火化前的仪式。洗礼实际上是头和脚都要沾沾圣河的水，然后抬去火化台。火化后的骨灰就撒入圣河。相比恒河，这条河窄小得多，且河水几近干涸。河水的混浊度和气味以及人们投进去的供奉物象垃圾一样漂流，令我这样的非信徒感觉很不舒服。只希望雨季到来后的大雨能把不愉快和死亡气息一冲而尽，迎来新的神圣。

在一座空闲的火化台上，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用绳子拴着一个陶罐非常熟练地从河里汲水，提上来后便在原地把水倒掉，然后再抛下陶罐继续提水。看我百思不得其解，导游解说，那个孩子在捞钱。“？！”看不出来吧，他的罐里有吸铁石，他是在吸河水里信徒们投下的钱币！真够聪明的。

……

加德满都市处于喜马拉雅山区内一个较为大而平缓的谷地，政府行政区分为三个，每一个都建立在原先的王朝和王城所在地的基础上。 三座王城和周围的庙宇以及商业街道自然地形成三个地区的中心。这些王城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一、两千年前，但是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独具特色的建筑物却是17、18世纪以来陆续建造的。1934年的大地震损坏了这几座王城的三分之二，这次大地震又被震塌了三分之二。这些王城建筑于1997年被UNESCO列为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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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海子长诗《太阳》

海子出名时我已去国，完全不知道这样一位年轻诗人。只是后来偶然在他的忌日有人纪念他时会读到他的一些诗句。受他的FAN的感染，最近多看了几首，好像也可以说点儿三道点儿四了。

因为不懂诗，我对诗的态度和对音乐的要求基本一样：只要它的旋律和韵律能够吸引、感动我就行了。简单抽象的感官享受。我不会去深挖它其余的东西。当然诗的一些基本要素还是需要的，比如文字要美，想象力要丰富。我并不喜欢那种所谓“诗中有画”的诗。这样的诗太具有描述性和模仿性，失去了诗的独有的想象力和表现力。

海子的想象力和文字表现能力显然超过了常人，有不少漂亮的句子，也有很多出其不意的想象跳跃。那些想象奇特，突如其来，令人吃惊叫好。他说他“跟不上自己快如闪电的思想….. 跟不上自己的景象”（《弥赛亚》），象我这样不懂诗的人自然更是跟不上他的思维跳跃了。不过，他的那些抒情短诗，我觉得也就是众多诗人中一个诗人的诗，大家的不同只是各自有些自己的风格特点而已。（顺便议论一下，有人比较海子和顾城，用谁好于谁的价值评判做尺度。我认为这样对哪一个诗人都不公平。每个诗人或任何艺术家都有自己的表现内容和表达方式及风格。读者只要欣赏每个个体艺术家及其作品、理解他或她所要表达的意思情感就是了，没必要一定比出个上下高低。）

倒是他的长诗《太阳》引起我更多的兴趣，虽然至今还是没有全部看懂。

骆一禾（诗人、评论家，海子的朋友，继海子之后两个多月因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绝食突发脑溢血去世）认为，海子“他的生和死都和《太阳·七部书》有关。”的确，认真读海子长诗《太阳》的几部已经完成之作，是能够感觉出他好像生就是为做这部大作而生：他不只是在用脑、用心做诗，更是在用生命做诗；他不是在做诗，而是在跟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存在作斗争。全篇读下来，每个字、每句话、每个问题和答案，都象是他在用自己的肉体和鲜血浇筑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在刻写着自己的墓志铭。极度高昂的激情，快速跳跃的想象，密集的思想内容，在短短几年的时间、甚至几个月内一气呵成七部长诗，海子不是在做诗，他是在拼命。

这有很大一部分应归咎于中国没有史诗。

海子立志要写出中国当代的史诗。

什么是“史诗”？

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波斯的《阿維斯陀》，印度的《吠陀》，希伯来《圣经》，希腊荷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罗马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这些都是著名的永垂不朽的史诗。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描述记录了某个民族或国家的传说历史外加神话想象，其中有主要的神祇或英雄人物（民族领袖）以及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它们的内容除了传说故事，大都还包含具有启蒙、启示性质的对宇宙和人类存在的认识和解释，以及伦理道德方面的训诫。这些史诗往往篇幅巨大，包括成千上万的句子或十几、几十个篇章，而语句却短小、适于吟诵咏唱。它们也常常以情感悲剧形式展开和结束，常令听者、读者唏嘘感叹不已。

中国没有这样的史诗。

中国精炼的文字只给我们留下了《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夸父逐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这样短小的神话和寓言故事，有的故事甚至短到只有两三句话；且这些故事几乎全部出自地理性质的书籍《山海经》。《山海经》虽然充满了奇异的想象，但在情感方面却极少做文章。象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精卫溺死东海而变为鸟类这样可以借机表达情感的故事，在中国古人笔下，大多成了干巴巴的陈述或道德说教。先秦，在中国最该出宏大史诗的历史阶段，其文学中，最富有想象力和情感的长诗也就是屈原的《离骚》、《天问》、和《九歌》等的楚辞系列。而《楚辞》还称不上是史诗。

海子要创造出一部中国的现代史诗来。

凭海子的才花、激情、悟性、和知识面，加上虽短但不匮乏的中国神话，创作出一部巨幅长诗，或曰“史诗”，应该不是大问题，事实上他已经写出了七部长诗，归纳在《太阳》之下（骆一禾称之为《太阳·七部书》）。然而不知为什么，中国神话并没有给海子带来灵感和激情。他只是在《传说》一诗中流水账似地罗列了一些神话故事，并在其前言中明确立志要为中国的“史诗”写作而努力。但是《传说》不但内容毫无新意，连语言都显得提不起精神。也许是因为中国神话故事很少参加进任何情感因素（似乎只有屈原除外），对于海子这样才情横溢的诗人来说，把这样短小枯燥的零星故事变为感情充沛的“史诗”也的确是勉为其难。

所以，海子就把灵感源泉寄托在了外国神话和史诗以及自己的想象上。

这样一来，就出现问题了。

首先，借助于他人文化而远离自己熟悉的文化土壤，还让读者也脱离熟悉的文化土壤，这是一个作家的大忌。孰不知，史诗来自产生它的文化土壤，同时又构成了那个文化土壤的一部分。“之乎者也”突然跳到了“洋泾浜”，不仅是作者本人是否已经吃透他人文化是个问题，而且读者能否接受异己文化可能是个更大的问题，更不要说“史诗”本身就是构筑一个文化的重要部分甚至核心。核心都脱离了自己的文化，其结果 – 殆也！

其二，起于远古时代的史诗，几乎全部都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无数代人的积累，并非一日之功。即便是近代人的史诗，如《神曲》、《失乐园》、《浮士德》等，也都建立在深厚的古希腊罗马和犹太教基督教文化积淀上。歌德写《浮士德》用了四十年功夫。这期间不仅是诗人在不断思考和理解他自己的文化、也是他自我成长和成熟所需要的时间。海子不仅脱离了自己的文化土壤、舍近求远，而且试图在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里成就出一部史诗。没有深厚成熟的积淀，如何写得出大部作品来？

其三，海子的文化来源混乱，一部长诗变成一个文化大杂烩。试看《太阳》中出现的人物和地域：司仪（楚辞），盲诗人（荷马），但丁，耶稣，佛陀，摩哈默德；赤道，刚果，冈瓦纳（远古地理），澳洲，印度，南美，南极。又比如，在《弥赛亚》（《太阳》之一部）中，他几乎语无伦次地从蒙古跳到埃及，又莫名其妙地扯上维特根斯坦；在其中“合唱队的歌声”的说明中，海子注明：

（名称为“视而不见”的合唱队由以下这些人组成：持国、俄狄普斯、荷马、老子、阿炳、韩德尔、巴赫、密尔敦、波尔赫斯）

这样的内容组合近乎疯狂；而这样密集而广博的文化信息则引起读者严重消化不良。更糟糕的是，海子只是堆积了这一大堆的中外文化名人和概念，实际上对哪一个都没有深入进去。

其四，古代原始史诗都有明确的目的性，比如解释宇宙自然现象，探讨生死以及自我存在，颂扬英雄，褒贬善恶，等等，起到启蒙教化之作用。海子的《太阳》长诗目的很不明确。其中没有启蒙、启示、正向引导的力量和领袖人物，没有被歌颂对象，甚至主题太阳也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反动力量。海子的宇宙是个混乱、无头脑（诗中一个人物形象叫“无头英雄”、“无头勇士”；其来源可能出自《山海经》里的刑天；但我总觉得它更近似于巴塔耶Bataille的“无头人”Acéphale – Headless Man；只是不知道海子是否接触过巴塔耶的作品）、无政府主义的，以至光明和黑暗都不分的宇宙。

其五，海子似乎是在思考和探讨人生问题。但他的思维比较混乱，没有达到哲学的深度，更多的则是诗人自我情感的宣泄。他以不同的角色从不同的角度来尽情发泄，并且是带有自恋性质的，没有超越自我的或更高层次的目的。他表现的愤怒、暴力、复仇不知从何而来，那个假想敌也不知是谁（也许是他的内在自我？），对世界的不满具体是什么也不清楚。诗中也没有具体情节和故事的连续性。很多景象好像是出自他的幻觉而非诗意的想象。总之，我读来读去，只读出了“空虚”两个字。比如在《太阳》中他多次重复：

“除了黑暗还是黑暗。除了空虚还是空虚”；

“我的生活多么盲目 多么空虚 多么黑暗 多么像雷电的中心”；

而且，他把“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作为全诗的开头和结尾，并用在每一小节的第一句，似乎不停地在宣告：这个世界和人生太空虚，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说到最后，论诗自然变成了论他的人生观和过于短促的生命。

我觉得，海子创作史诗，一开始可能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和横溢四溅的激情，为了创作而创作，但是写作过程中，认识到他是在通过史诗的形式寻找人生意义，而到了最后，“史诗”无形中就变成了他实现生命价值的实践。遗憾的是，他呕心沥血、苦苦求索，经过了自我的精神和灵魂搏斗之后仍然没有找到或给出读者满意的答案，所以走上了绝路。实际上，吠陀史诗，圣经，老子，释迦穆尼，耶稣，等等，早就都有各自智慧的答案。海子过于性急了。如果吃透其中任何一家答案，他都能够释然地生活下去，找到自己的价值。

他似乎曾经也试图变换一种人生理念和生活方式，比如那首著名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短诗。但是和他那些探讨生命价值的诗作以及卧轨比起来，这首看起来轻松潇洒、悟到人生真谛的小诗简直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玩笑。

在我这样的凡夫俗子看来，对于把他养大成人的父母来说，他只要能够安安稳稳地活在太阳底下，为人夫，为人父，“关心粮食和蔬菜”，“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将来为父母养老送终，就是他的生命价值了。

 (2014.4.13)

鸟倦飞而知还

近日偶然在网上发现一位旧识去世的消息，感慨点点，信笔写来。喜欢搞中英诗词翻译的朋友们也许碰到过她的名字 - 王知还。

说是旧识，实际上我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但是由于相识的原因，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知道了她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我为她的遭遇感到人生的不平，也为当权者的“煮豆燃豆萁”和“狡兔死、走狗烹”的行为感到愤慨。

见到王知还是1980年代中期，那时她已经是将近七十岁的老太太了。因她当时是安庆师院的英语老师，我们就称她为王老师。

王老师是一位外交部老朋友介绍来找我先生的。我先生当时在国务院某机关工作，王老太太来北京告状要求平反，需要把状子递到最高一级管事的人手上，就由她的老同事和朋友介绍过来（据说几经辗转，期间有陈白尘匡亚明楚图南等知名人物）。其实他们也是有病乱求医，我先生这样一个小罗卜头哪里能有通天的本事？

很快我们就知道，王老太太本人就曾经是通天人物，而她那些半通天的老朋友们对她的事还真是插不上手，所以就建议她另辟蹊径。

我们去见王老师、而不是她来找我们，是因为她刚到北京就不慎摔了一跤，把腿骨摔裂，住在医院里。在此之前她已经多次去过的她的原单位新华社，而新华社总是推推拖拖，前言不搭后语的，就是拖着不办。当然后来状子到了我先生的单位，也仍然是不了了之的结果。但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上面有人压着。任凭你个人再大的本事，上面的大气候不变，你也是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一见面，我家先生就道出了老太太名字的出处，令老太太非常高兴。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中有词句“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表现诗人厌倦官场的黑暗，弃官归隐，过平民百姓生活的愿望。王知还出生于官宦家庭，祖父辈曾任职北洋水师，父亲是国民政府的海军军官（网上查到他当过舰长、海军供给总站站长）。这样的家庭，很有些文化，所以给她起了这样一个寓意深远的名字。她母亲也有文化，但是更热衷于官太太们之间的打牌聚会，对女儿感情淡漠。女儿也看不起母亲和官太太们无所事事的萎靡生活。这也是她后来向往延安、投奔革命的原因之一。

王知还是个聪颖上进的女子。她曾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和金陵女大英文系的高材生，喜欢写英文诗，上学期间就写了不少十四行诗，很受当时外教的欣赏。在校读书时还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革命书籍，向往革命。这期间，中共中央国际事务负责人王炳南聘请王知还做英文翻译，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向国外媒体说明事变真相时，也是请王知还做的翻译。受共产党人影响，王知还决定去延安参加革命，为此和家庭断绝了关系。到延安后，她被分配在新华社工作，并在那里和王炳南结婚。在延安，每个周末中央大礼堂都会有舞会，那些知识女青年都要去和中央领导跳舞。王知还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跳过舞。据她描述，毛泽东跳交谊舞比较笨拙，不是很好的舞伴。

1949年进京后，王知还在外交部工作。没料到这时王炳南的德国前妻安娜带着他们的孩子找了回来，要和王炳南复婚。这时王炳南已经是外交部主要领导之一。以考虑对外关系为由，周恩来亲自找王知还做工作，让她和王炳南离婚，以便王炳南和安娜的复婚。就这样，王知还被迫和王炳南离了婚。

从此，王知还被莫名其妙地多次调换单位，她想不通，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其时正值反右高潮，又与右派扯上了关系，遂被下放农村，很快又被新华社借故调出北京。走投无路的她这时想到了自己名字的出处，而自己正是那飞倦了的鸟，该回家了。可是家在哪呢？早年为了革命和父母决裂；在延安和王炳南生活期间又因为自己过敏体质几次怀孕都流产了；现在落了个孤身一人不说，革命同志也都把她抛弃了。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去找在香港的父亲。一念之差，买了张南下的火车票，到广州一下火车便被逮捕。她说她那时真是Naïve到极点。想着下了火车以后就步行走到香港去。哪知道被捕押回北京后即被以叛国投敌和反革命罪判刑十年，押往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劳改期间她也曾试图一直往南走，想走到云南，从那里出境。但是刚一出走就又被抓回。一直到文革结束，才被安徽安庆师范学院聘为临时英文教师。那时刚恢复高考，各地高校急需英语教师，还在劳改农场的王知还，被附近高校挖出来“人尽其才”。出来后才知道洞中才三月，世上已千年。经人劝说，遂寻觅故旧，四处托人，开始了漫长的上访平反之路。

我们当时的聊天谈话多跟她的申诉材料和如何解决平反问题有关，没有机会与她细谈她的生活经历。现在想想有些后悔，因为她身后没有任何亲人怀念她，而我当时有最好的机会了解她。要紧的是，所有回忆王炳南的书籍和文章，没有一个提到他和王知还在延安的婚姻和生活，就好像王知还根本不存在。这太让人觉得不公平了。当然王老太太绝对不愿意自己的被人所知是因为王炳南的关系。她的自尊心极强。她想恢复多年前那个才华横溢的独立自由的自我。除了告状、养病，她一直在翻译一些中国古代诗词和四-五期间的天安门诗抄。

我在北京时曾以同情者的身份照顾她。她住院期间，天气热时，我会替她擦擦背；她想吃芦笋，北京哪里有卖这种东西的，我就满城各大市场转悠，居然也找到了落满灰尘的罐装芦笋。我原先从来没有听见过“芦笋”。她给我描绘那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还告诉我英文怎么说，就是Asparagus。我那时正在翻译一本西方现代艺术的书，少不了也会去找她请教一些疑难问题。后来新华社给她安排了住处（最终也平了反），我则忙于考TOEFL、出国留学，出国后更忙于生存，就跟王老师失去了联系。偶尔和先生也会念叨起她，但是直到在网上看到她逝去的消息，才意识到永远失去了一位好前辈、好朋友。

王老师的去世还算寿终正寝（2013年8月去世，享年94岁），比起另一位跟王炳南有管的女人关露，她已经幸运了许多。现在想来，根据王炳南“以革命的名义”突然跟关露断交、后跟王知还结婚的时间来看，王知还是填充了王炳南跟安娜离婚、又遭遇组织干涉和关露的恋情期间的情感空挡。后来仍然是“以革命的名义”，王知还又让出了妻子的位置。世上真有如此Ridiculous的事情!  被牺牲的偏偏都是女人，是对革命事业有杰出贡献的女人，是日后遭受自己的革命组织极为不公平待遇的女人。关露受压抑受迫害一辈子，挣扎到1982年的平反，最终还是孤苦伶仃单身一人，怀里抱着一个洋娃娃，吞服安眠药自尽。王知还活到了最后。余生还出版了两本翻译集和不少译文，也算找回了一些自我，释放了一些怨愤。

我又想到她的名字。她真是一只飞得太疲倦太疲倦的小鸟，现在总算飞还永久的家了。安息吧，王知还。

(2014年元月)

萧桐印象

萧桐是艺术家、教授，碰巧也是名人之后。最近有机会见到他本人和更多的作品，对他的艺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的作品画面饱满，人物结实有力，色彩明亮、空间处理讲究，还有独特的对主题的选择和表述方法。一句话：有看头。

也许从出生不久就笼罩在“右派”父亲萧乾的阴影下，少年时又目睹父亲被挂着牌子挨批斗、抄家，亲临父亲自杀未遂的场景，又随父母被下放湖北“五七干校”，性格受到压抑；也许只是天性使然；也许真正洞悉人生、大智若愚，萧桐是个随遇而安、谦虚谨慎、不喜张扬的人。同是艺术家、同是名人之后、同时赴美留学、同在一起打小工挣饭钱，艾未未早已以他狂放不羁的个性和艺术风格名扬天下，而萧桐则默默无闻地隐蔽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城镇，三十多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画他的画、教他的课，过他安安静静世外桃源的日子。艾未未曾跟他说：去美国就要去纽约，去中国就要去北京；你说你不在北京呆着跑石家庄去干吗？萧桐真的就在石家庄式的小城一呆就是三十多年。

萧桐是个仔细、喜欢思考的人。他对自己三十多年的艺术生涯有过认真的总结和反思。看他上百幅作品的自我回顾，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普通人和作为一个艺术家所经历的成长变化。他的作品在生活每个发展阶段都有明确的主题，每个主题系列又都尽可能发挥所有的想象、用不同的形式和角度来表现。有些内容深思熟虑，具有生活哲理，有些唯美、唯形式。萧桐信奉的是“没有风格就是风格”的随心所欲。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些现代大师的影子，比如塞尚，毕加索，杜尚，马格利特，等等，但又把各种风格变成了他自己的语言。

曾经受虚无主义思想影响，萧桐画过一系列百无聊赖的人做些百无聊赖的事：Party，下棋，聊天，睡懒觉，剪指甲，凌乱的房间，等等。然而就是在这种虚无主义的冷眼观察下，他看到人类生存的本质：挣扎和相互争斗。《捉迷藏》描绘了两个孩子蒙着眼睛钻在桌椅底下藏猫猫的场景。他用英文标题Hide and Seek 来隐喻同样以H 和 S 字母开头的 Human Strife （人类争斗）；而画面正中间翻倒的椅子腿支架则醒目地标出一个大大的“H”和它稍微隐蔽的影子。如果那个大“H”是“人”，那个H的影子就是“藏”。人生就像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不是你藏我捉，就是我藏你捉，翻来覆去。

《理发》系列听上去和看上去都很“大众艺术”。它捕捉了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众生相。人们在工棚里、海滩上、理发间、黑屋子、地下室、月光下、甚至梦境中理发；理发和被理发的人形形色色，神态表情各式各样。艺术家使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写实的、变形的、超现实的、梦境般的、暗淡的、明亮的、平面广告式的，等等。在这些表面的生活观察和情趣里，画家蕴藏了一个人生哲理：人生就像是一个被理发的人，被操纵在理发师手里。理发师手里的剪刀想让你是个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的人。父亲给儿子理发，充满爱护和期望 – 令其轻松精干、朝气蓬勃；男人给女人理发，让她漂亮别致时髦；男人给男人理发，让他变律师、变银行家，也可以让他变Hippie、 Yuppie或Punk。理发师可以改变人的形象，也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纳粹党卫军屠杀犹太人之前剃下犹太人的头发、剥下他们的衣服，自此他们便不再是人，而是被屠杀的活靶子；文革期间红卫兵把知识分子剃成阴阳头、拉上街头游街，从此他们便是“坏分子”，只配受侮辱、被批斗。一幅《剪 – 红色劳动者》，理发师和顾客在昏暗的灯光下理发，旁边阴影中有戴着红袖章拿着棍棒的人和扛着箱子的（抄家？）人，就令人联想到这样的历史悲剧。

就形式而言，萧桐的很多画具有明显的追求形式美的特点。他的色彩明亮醒目，块、面空间关系处理变化多端、得心应手；表现形式也丰富多样。他在表现家庭婚变主题时，并没有显示通常的愤怒、暴力、忧郁，而是冷静、理性，甚至幽默。那些空中飞舞的锅碗瓢勺，地上散乱的家具什物，全都变成了有趣的毕加索式的静物作品。《家里的游牧族》，描绘分家的场景：老婆抱着一大盆长满刺的仙人掌，面朝一个方向；老公弯腰驼背地扛着铺盖卷，面向另一个方向；大片明亮的黄色、橘黄色和蓝色的对比；除了动作行为让观众感觉到家庭关系中的愚蠢可笑，令人忍俊不禁外，明快的色彩也放松着人的感官和情绪。

跟所有艺术家一样，萧桐是用自己的艺术塑造自己、完善自己的。但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他必须要特别努力地去实现自己，摆脱名人父亲的影响。《父亲的影子》讲述了一段感人的父子情，也表达了艺术家的烦恼和纠结。这是幅简单的油画：金黄色背景上有中国、美国、欧洲的地图轮廓线，一个巨大的人物半身剪影占据半个画面，剪影中又有一个重叠的小的人影，然后自下而上，有一条白粉色的自行车轮胎印纵穿三大洲。这是一幅真实的画面记录：父亲萧乾作为新闻记者，其足迹曾遍及亚洲、美洲、和欧洲，很多时候就是靠自行车完成采访工作的；战后回国还把自行车由英国带回了中国；萧桐小时候出门、上学，都是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前杠梁上被父亲带着来来往往，而常常能在前方地面上看见的影像就是父亲遮挡着儿子的巨大身影。这幅投影几十年来就定格在萧桐的脑子里。它既表达了父子关系的亲密无间，也暗示了儿子难以脱开父亲大伞庇护的现实和窘况。

似乎就是为了要实现自我，萧桐在大学学了几年的英语文学后，毅然决定不再追随父母热爱的文学事业而转向更能表达自己的另一所爱 – 艺术。在中西部小城隐蔽多年，就是萧桐付出的独立的努力。在那里，没人知道他是名作家名记者萧乾的儿子，没人会给他特殊照顾，也没人会来奉承他。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艺术家、教授。三十多年的闭门修炼应该说帮助他完成了这一“自我”的塑造。

《历程》是艺术家人到中年以后的反思。一个宇宙洪荒式的背景，天上地下循环出现各类人物，隐隐约约像是艺术家父亲、自己、和儿女的形象。父亲像一个被人操纵的小丑、手舞足蹈，又像是万般劫难之后的智者，冷眼静观世界；艺术家赤裸着坚实粗壮的身体，手握画板画笔，坐在一副高高翘起的翘翘板的头上，身旁有高大的建筑物，犹如人类始祖开天辟地设计建造着世界；那个翘翘板又像是在暗示人生的大起大落；脚下两个捉迷藏的人影似乎也在重复着人生无常的主题；而两个孩子则踏踏实实地坐在地面，学习、弹琴，憧憬着未来。

近年来，萧桐画了不少回忆性主题。有童年时期懵懂的梦幻似的影像：温馨的四合院，姥姥的枣树；也有少年时期经历的场景：焚书的烈焰，疯狂的造反派，挨批斗的亲人，五七干校的稻田，等等。其中很多都给人一种时间凝固、记忆永恒的、超现实的美感。有一个反复出现、也是永远萦绕艺术家脑际的噩梦般的画面，是父亲被人扭着双臂、胸前挂着牌子、强迫低头认罪的情景。同样的构图，艺术家从写实的、变形的、抽象的，到三维的、平面的、单线条的、符号式的等多种形式表现了父亲饱受侮辱的情景。这些不同形式的独立画面又被排列摆置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恰似一个再好不过的暗喻：一个文弱的知识分子，被一个强权、一伙群氓，一次又一次地钉在十字架上，像耶稣一样为自己同类的愚昧无知受过、牺牲。在《服从》一作中，这些形象和构图最终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巨大的“H”，又一次象征着“人”。然而，那个站立正中间的红色的“H”似乎又在暗示着“Hong”、“红色政权”、“红卫兵”，而其他的“H”都得向这个红色的“H”低头服从 – 巧妙而又深邃的构思。

纵观萧桐三十多年的作品主题，不管是虚无的生活状态，还是潜意识的为了生存的人类争斗，还是人为的人斗人，人作为创造者的骄傲，人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完善，等等，都归结在那个大写的“H”、即“人”上。还能有什么比“人”和“人生”主题更能成为艺术家及人类的最基本的和最终极的表达愿望呢？

(2013.12.17)

学英语的故事

我们那时候，在远在天边的戈壁沙漠，绝大多数人都想不到会学什么英语。上初中时学了一年维吾尔语，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又学了一年俄语，为了反对苏修。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让我们学学英语。我们学校其实当时有一对年轻的印尼归国华侨老师，教什么忘了，但肯定不是英语，他们自己私下里说话却都用英语。
 

我知道有一门外语是英语，是因为听我爸爸说我爷爷英语特别好。我爷爷从小在英国人办的育婴堂长大，后来又在教会学校学习毕业，有一次全省英语考试，他居然得了第一名，第二名是个美国人。我没见过我爷爷，所以学英语没沾上他的光。连我爸爸也没好好跟他的爸爸学。我只听过我爸爸用英文背诵“总理遗训”（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一字不落，听起来像是日语，一字一蹦地，不过已经让我万分吃惊了。我怎么从来不知道我爸爸还会说英语！我爸背诵时我妈妈背过脸去偷笑，原来她也学过一点英语，发音比我爸强多了，听我爸的僵硬的发音觉得好笑。我妈年轻时也上的是教会学校。她用英语唱的“老黑奴”（Old Black Joe）非常感人。很多年后，我和先生还专程去了这首歌的词曲作者Stephen Foster的家乡“My Old Kentucky Home”，瞻仰这位美国民歌歌曲音乐家。

 

我的英语启蒙应该说就是我妈唱的这首歌（后来才知道，爸爸妈妈其实都会唱几首英文赞美诗，只是当时不敢让我们知道）。我妈看我感兴趣，就悄悄决定找老师教我英语。也是不幸中的有幸，父母工作的报社里维文编辑部的一位叔叔，原是上海圣约翰毕业的，刚解放时被调至外交部做英文翻译，反右时被发放至新疆。到新疆英语没用，他就现学维语，居然学成了报社维文报纸的编辑。文革期间说他过去参加过三青团，被打得死去活来，后来让他去养猪、打扫猪圈羊圈什么的。跟他学英语只能偷偷学。上初三时，每个周日我都和一个朋友去他家学英语。刚开始没有教材，都是他自编的。但是学了不到两年，他就因肝癌去世了。

上高一时，赶上邓小平复出，学校招了几个上海来的知青，是第一批上山下乡下到新疆的大学毕业生。其中有两个是上海外语学院毕业的，一个是赵朴初的侄子，后来据说是赵朴初亲自出面把他调回上海；另一个是上海外院英语教授的儿子，口语说的好听些。有了他们，学校正式开英语课。我的英语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经常给我吃小灶，所以进步也快些。但是我羞口，口语老是不行。但就这点结结巴巴的英语居然也派上了用场。有一年中国给巴基斯坦卖（还是送？）战斗机，在我们地区的机场交接和培训。两家的空军军官、飞行员、外交人士云集我们地区唯一的外宾馆半年之久，地委去我们学校挑选了几个好学生去当临时服务员。我不记得跟巴方的飞行员有过什么直接的交道，只记得有一次吃手抓羊肉，他们兴奋地乱喊乱叫，餐厅服务员不懂他们嚷嚷什么，叫我们几个来问，我们似懂非懂地猜想他们是想要照相，而且要提着大块儿的羊腿肉在院子里照相。故事后来变成是巴基斯坦太穷，连飞行员都吃不到大块羊肉，来到中国天天吃好的，所以要拍照留影给家里人看。

也是英语兼班主任老师向我推荐读罗曼罗兰的Jean Christophe《约翰•克里斯朵夫》。他自己藏有英文版和中文版。我那会儿还没有能力阅读这样大部头的英文书籍，就借了他的中文版来看，是傅雷翻译的上下两集，头尾都缺了页。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罗曼罗兰和傅雷。当时对书中印象最深的、也是几十年后还记得的唯一情节，是约翰在巴黎拥挤的人群中无意瞥见了一个女孩，一见钟情，但姑娘和他还没有机会走到跟前说上话就被人群冲散了。后来约翰一直想法寻找这个姑娘，却如大海捞针，再也没有碰见。那个姑娘就像虚无缥缈的美的理想的象征，引诱人永远不停地去寻找、去追求。

后来下乡接受再教育，英语几乎忘了个精光。又后来碰巧教了几天农场小学生，乘他们做功课之际偶儿会偷闲在黑板上默写单词。这引起了孩子们的好奇，我也就乘势给他们讲了世界之大，中国之外还有很多国家之类。77年恢复高考时有两所好大学在我们地区招英文专业，华东师大和北京师大。为了不和朋友撞车，我们俩商量好各报一个学校，她报了上海，我报了北京。后来她考上了，和电影明星陈冲分在了一个班。我虽然考了地区文科第一名，但由于有人在政审上作梗，没有学校录取我，我回到了塔卡拉玛干大沙漠里的幸福农场。开学两三个月后，自治区才“拨乱反正”，但是只有自治区内的学校可以选择了。我妈妈做主为我选了新疆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

又是不幸中的万幸，班主任侯老师也是反右时被下放至新疆的。他曾经是燕京大学英美文学的高材生，也是常常把母语为英语的外国学生比得一愣一愣地。他给我们上课一直采取听说领先的方法，用的是许国璋课本中的Pattern Drills。不会读不会写之前要先会听会说，然后才发给我们那一课的书面材料。练听力听的是《灵格风》（LinguaPhone），后来又学《新概念》（New Concept）。侯老师自己一直在研究King James Bible里的俚语，喜欢在课堂上跟我们讲他的发现，也喜欢讲Hamlet， Julius Caesar等课外的东西，还爱挑一些生僻词讲给我们听。 比如莎士比亚作品里最长的英语单词有二十七个字母（honorificabilitudinitatibus），法律用词最长的是十九个字母（记不起是哪个词了）；又比如最长的定语从句 – The mouse that the cat that the dog chases …；还有耳屎鼻涕怎么说等等。因为晚入学，而且还是走读生身份，学校没有床位给我，是侯老师东奔西跑为我搞到一张床，硬挤进了已经有十二人的宿舍。这张床的来历还有一段故事。它是我们上一届、也是历史上最后一届英语专业工农兵学员班的班长腾下的。那会儿他们还没有毕业。班长和学习委员恋爱，一不小心让学习委员怀了孕，学校决定开除班长，对学习委员按肄业处理。可怜的班长是个当兵的，回到部队后又被开除党籍并被复原回农村老家了。这个班长曾经表现特别积极上进，自愿帮助学校食堂打杂干活，所以被允许单独住在食堂的一间小屋子（所以就出事了）。他走后空出了那张床，这才被侯老师要到，搬进了我们女生宿舍。侯老师发现我喜欢文史，毕业前半年就决定让我和另外一位同学留校并由学校保送我们去当时英美文学专业最强的南京大学进修英美文学。但是后来我为了考研究生放弃了留校，很让他遗憾了一阵子。毕业论文我写的是有关欧洲文艺复兴的什么，好像规定要十五页还是二十页稿纸那么长。现在完全想象不出当时是怎么用英文写出来的。系里后来又来了一位专教口语的女老师，从小在上海的美国人家里长大，美式英语很地道。她是六十年代被下放至新疆，在阿尔泰地区做了很多年的农民和家庭妇女。有侯老师的British English和孙老师的American English，我们也整天“tam[ei]to”“ tom[a:]to”地瞎搅和。我毕业以后，学校才陆续开始聘请外教。

在大学里，我们自己学了一些英文歌曲，大多是抒情歌曲和摇篮曲一类。 现在印象最深的是“Red River Valley”和“Long Long Ago”，还有“My Bonnie Lies Over the Ocean”。那时候，外语系的女生几乎是全校男生注目的焦点，时不时地会有男生找借口问英语问题。我碰到过几次，当然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都顶回了。有一次，一个身穿中式对襟棉袄、头戴栽绒棉帽、土头土脑水暖工模样的人见我在楼道里背单词，就捧着一本书来问我一句英文句子的意思，好像是一句带双重从句的长句子。问题还真是个有点难度的问题，令我对这个从头土到脚的工人刮目相看。后来他又连续来问我问题，我才知道他根本不是什么水暖工，而是我们同楼层另一个系的同学。他们系规定外语学俄语，所以英语就得自学。再后来，这个“水暖工”变成了男朋友，再再后来，变成了老公。

读西洋美术史的研究生，英语自然是有利有力的工具。当时写论文查资料靠的全是英文原文资料，研究院报销我们去外地查资料的旅费，所以我还专门去上海图书馆查英文资料（似乎比北图的多很多）。毕业分配时研究生部主任问我愿不愿去给文化部长当秘书，说英诺成部长希望要一个艺术专业并且英文好的研究生作助手（他本人就是英语专业出身），院里认为我比较合适，推荐我去。我思来想去，觉得自己更愿意做学问，加之从小受母亲教诲：女孩子不能做给首长当司机、秘书之类没有独立个性的工作，就推辞而留在研究院了。否则，也许现在已经混到文化部部长、副部长了？哈哈！好汉不提当年勇！

那时候年轻，总是不知足。学了西方艺术史，就想去西方国家看看。其实也是想圆一个童年的梦。不知是受搞美术的父母影响还是读过外国小说的缘故，很小的时候就向往法国巴黎。听一个朋友说现在正时兴出国留学，只要考过英语托福，被学校录取就可以出去。于是开始准备考TOEFL。八十年代中期，可以说根本找不到复习材料。也许只有大学里的英文系有一些吧。我一有空就去东单锡拉胡同的外文书店，或是北京图书馆，期望能发现些什么，但总是失望而归。北图当时书架上所有的美国大学申请指南类的书不到两尺宽的位置，而且大都是四、五十年代的书。现在完全想不起来当时是如何准备应考的，好像是我所申请的美国一所大学寄来的申请材料中有一份简单的TOEFL考试说明小册子，从中得知了大概的内容分类。记忆中连一套完整的模拟试题都没做过。

1985还是86年夏天的一个周末，我和先生俩人骑车去圆明园玩，路过语言学院，看见一堆人在大门口像是在等候什么，一打听，原来是等候报名考TOEFL。不是明天才开始报名吗？是。但是人家名额有限，报考的人太多，恐怕报不上名。不至于吧？我俩径直去了圆明园。傍晚回家再经过时，好家伙，大门口已经挤满了人，很多人还带了小板凳、马夹、塑料垫，一副要在那里安营扎寨的架势。学院前面的马路交通受到严重影响，警察已经在维持秩序。时不时地有过路人停下来问：卖什么呢？冰箱吗？那会儿五大件奇缺，只要有排长队的地方，十之八九是卖其中的什么。我俩看情况不妙，不能回家了，必须排上队。可偏偏这天家里有亲戚和老同学从外地来，必须回去一个人。最后决定老公留下来通宵排队，老婆回家照顾亲戚朋友。第二天一大清早我赶到语言学院替换先生。哪还能找得到人！上千的人拥挤在那里，水泄不通，看不清到底是排了多少条队。在人群中挤了好一阵子，才看出来点名堂。真正排队的人是前胸贴着前一个人的后背，后背又被后一个人的前胸顶着的人，谁都甭想插进去。两边站着的人是同学、朋友、特别是女朋友，或家里人；有些准备随时替换排队的，有些手里拿着食物水杯，给排队的补充能量；还有挤不到跟前的女孩子就拿根树枝，用细绳子拴上巧克力或饼干之类，钓鱼似地远远地喂给男朋友，好玩儿极了。好不容易找到先生后，发现他和我在研究院的一个男同学排在一起，另一个女同学在旁边端着水杯助战。原来头晚我离开后，他们几人偶然相遇，就商量好大家一起排队。半夜时困乏难忍，别人好多人都有小板凳或垫子甚至躺椅，他们什么都没有。我家先生当过兵，武夫一个，翻墙进入语言学院，从教室里搬出几把椅子，总算熬过一夜。他们商量好两位男士打冲锋，我们两位女士做后援。

离上班时间八点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候，人群开始躁动，队伍弯弯曲曲，越排越长；总是有人不知不觉地加塞儿进来。语言学院的铁栅栏大门被挤得有节奏地一晃一晃地，看上去很吓人。很快就有人出来维护秩序。刚开始时是扯着嗓子喊“大家自觉排好队”，“不要加塞儿”之类，后来发现没用，就有人开始发号。先是手写的小纸条，不知为什么北大和科学院又先后用打字机和电脑打出来小条条发给排队的人，且两家都不认另外那家。用电脑打出号码的那家一直在人群中高声强调电脑的权威性。想想那会儿，电脑还真是个神秘玩意儿。但是到最后，所有的纸条和号码都没用了。被挤到后面的人发现希望渺茫，毫不犹豫的发动了革命，拼命挤到了前面，而被挤跑的人很快又反攻回来；来来回回不知多少次，人人情绪亢奋。拥挤的人群脚底下小凳子马夹椅子被踢过来踢过去，没人敢弯下身去捡拾，弄不好就会出人命。就在眼看大门要被推倒、真要出人命的时刻，忽然里面传出了消息：报名人数不限制了，有多少人发多少表格，TOEFL考试中心将尽一切可能满足所有报考的人。原来，那些外国记者头一天晚上就已经注意到这里的情形，到第二天早上看形势扩大，同时向中国教育部和美国大使馆询问。美国大使馆通知了美国考试中心ETS。因为中国大学里没有足够的电教室可以考听力，所以ETS迟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见形势危急，才决定无限制地发放报名表，之后再解决听力考试问题。后来实际考试的时候，很多考点都是大教室里放一个大录音机，连耳机都没有。

当时很多人还是不相信能拿到报名表，等在那里不肯离去，一直到中午时分，人群才慢慢散去。等我和先生找到他的自行车要离开时才注意到，他的一只鞋不知什么时候被挤掉了，穿着短裤的双腿从膝盖以下全部是青一块紫一块，好几块儿地方还渗着血，狼狈不堪。再一看别人，很多人也是如此，都是被满地的凳子椅子磕碰的。我们骑车找见附近的一家小商店去买鞋，先生光着一只脚一瘸一拐地往商店里走，听见一个小女孩说：妈妈，那个叔叔为什么光着一只脚啊？

TOEFL考过了，来到了美国的大学。报到第二天便独自一个人乘BUS进城办理社会保险卡，又去银行开账户，即没有迷路，也没有办错事，心中暗自得意。可是等坐到教室里听课、打开电视机看电视、去餐馆打工接待顾客时才发现，“O my, did I learn English at all”？大学英语等于白上了。

一切便又从零开始。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