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散记 - 钱锺书

离开牛津时，会议组织者半认真半开玩笑地提醒我们：从现在起，各位可以称自己为牛津校友（Fellow）了。大家自然得意一番。我一想，不说别的，就我们居住一星期的艾克赛特（Exeter）学院的两位艺术家，莫里斯和伯恩-琼斯，与他们为校友，已经是很荣幸了。后来想起应该查查学院还有什么人物，一查竟查出我们的同胞、大名鼎鼎的钱钟书。

为了攀上个“校友”的名分，我多少也应该知道点他什么。可是仔细一回忆，除了看过电视连续剧《围城》和熟悉一两个书名如《管锥篇》、《谈艺录》什么的，我其实对他一无所知。真是非常惭愧。碰巧上星期女儿的中文学校有个图书展销，发现一套钱钟书集，立刻站着不走了。本想一古脑儿全买下来，可是多年来受老公“买书”就是“买输”、“书多”就是“输多”的理论影响，最后只挑了一本《談藝録》。

大师毕竟是大师。打开厚厚一本《談藝録》，我就傻眼了。全书尽是繁体字、文言文，之、乎、者、也，布满字里行间。怪不得陈独秀鲁迅等前辈大力提倡白话文呢，这文言文让普通人读起来确实佶屈聱牙的。钱老怎么没有加入他同辈人的新文化运动呢？

我当然不能抱怨写书人的文体取向，只能怪我们这一代人从未有机会学习老祖宗的传统文化。从头开始学吧。

打开书后，随便翻了一页，发现八、九个不认识的字，一大半的句子读不通顺。几次放下书，准备知难而退了。可是想想又不能枉做名人的校友，便硬着头皮一点一点地啃下去。

大师毕竟还就是大师。所做学问，真真就是和一般人不同。翻至一页似可慢慢读下去的文字，是研究“補訂”随园（袁牧·清）的《诗话》的一段：“诗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则心浮；多改，则机窒。桐城吴某告予云：[方] 扶南三改《周瑜墓》诗，而愈改愈谬。···” 钱钟书从至少五处书籍中论证随园老人道听途说的方扶南改诗之事“洵诬”，纯粹是诬误；同时肯定和赞赏随园的“改诗之理无可厚非”。他贯穿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从七、八处中国古籍找出谈论“求工反拙”的例子，又从西方文艺理论中引出五、六则类似的论述；最后结论道：“诗文斟酌推敲，恰到好处，不知止而企更好，反致好事坏而前功抛。锦上添花，适成画蛇添足矣。”

对照同时在看的另一本书《發现漢字- 图说六书》，颇有感触。这位笔名唐汉的作者虽然也下了不少功夫来阐述和论证中国的六种造字方法，然而他大篇大篇的例子和解说却缺少根据，甚至完全没有根据；要不就是出自他自己的想象，在那里望文生义。比如他解释象形造字法（日月水火之类自然一目了然，不需他的解释），把天干的甲乙丙丁等十字解释为殷商十大部族的名称、而每个字来源于各部族擅长使用的技能和工具；把地支十二字解释为“源自上古时代生儿育女的真实图景”。作者说了：这些文字“在先民眼中，原本简单明了，刻骨铭心，人人可知，见而可识”。可惜我费了比抠钱钟书字眼还多的力气，也没看出这些文字如何象形地表示了生育图景。作者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没有做任何构字分析，可见他本人属于“先民”之列了。

我说的是研究方法。那位唐汉先生的大作，虽然洋洋洒洒，却毫无学术、甚至欣赏价值。而钱老先生对一段话的考证，仅两页纸，看似心得体会，却有根有据，既澄清了文学史上的一个谬误，又令人咀嚼不厌，回味无穷。

钱钟书其实在牛津只待了一年，作为当年清华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学生交流项目。毕业后又去了法国，在那里继续深造。我很想知道他对牛津的感受，比如校园环境、学生宿舍、建筑艺术、教育思想、教学制度，等等，等等，却无从找寻。他写过任何有关他在牛津的亲身经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