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September 29, 2009

玛雅"天书"

我把过去发表过的一篇文章做了一些缩减和修改,放在这里,以填补九月空白。


图画似的古埃及文字诱惑了西方学者千百年,最终由法国学者张伯里昂 (Jean-Francois Champollion)在1822至1824两年间成功地破译,成为世界文化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可惜这位语言文字学天才英年早逝,没有赶上对玛雅文字的研究。就在他逝世后十多年,一位年轻的美国律师司蒂汶斯(John Stephens) 因卷入一桩案件而逃离美国、邀了一个英国画家朋友踏上去中美州的探险之旅。两年后,他们不仅从热带丛林中带出已经销声匿迹几百年的玛雅文明信息,而且掀起了欧美两大陆的玛雅研究热。在他著名的探险游记中,司蒂汶斯描绘和叙述了他所见到的玛雅纪念碑刻上的“象形文字”,认定它们象埃及文字一样书写和记录着玛雅历史,并呼唤第二个张伯里昂的出现。

呼唤张伯里昂有情可原。当时人们对他和埃及文字的破译历史仍记忆犹新。自公元四世纪起,一位希腊人就对已经衰亡的埃及文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把埃及文字定义为“象形文字”,认为它是图画表意文字,可以直接看图取意。文艺复兴时期,德国耶稣会教士、语言文字学家科切(Kircher)继承了这一象形文字的说法,按照自己的想象,也建立了一套“看图说话” 的解释方法和理论。此后,所有的研究者也都把这一文字当作纯粹的象形图画文字,认为它是用来直接表达意思的,不具备任何语音语言价值。我们现在知道,世界上并没有一种文字系统是单纯用图画直接表达意义的。大部分图画都是作为语音符号和其他符号来使用的。比如埃及文中一个跪坐的人像并不表示一个人在下跪,它只是一个休止符或句号。即使中文中有少量的字可以叫作象形字,如日、月、水、火等,但这类象形不过是汉字成形“六书” 中之一书而已,绝大多数文字并不象形。不难想象,用象形文字的理论进行研究和破译最终走入死胡同。1798年,一个偶然的事件使这一现状出现了转机。这年,欧洲霸主拿破仑征战到达埃及,发现并带回一块并列刻有希腊文和埃及文的纪念碑,即著名的“罗赛塔石” (Rosetta Stone) 。学者们借助石碑上明确的两种文字的对比,重新开始了破译埃及文的竞赛。张伯里昂的成功在于他彻底抛弃了传统的解释。他假定埃及文字同时由表意和表音符号组成,并且书写的是一种古埃及语言Coptic。当时这一古语还在尼罗河上游地区使用,而张伯里昂本人早已对这一古语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了如指掌。他首先从几个人名入手,发现了多个辅音和几个元音符号,然后推广到人名以外的文字,很快便找出了几乎所有的表音符号。自此,开启了埃及文字破译的大门。

玛雅文字的破译也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虽然没有上千年,但也确实让几代学者绞尽了脑汁。由於玛雅文化在十三世纪时的自行衰落,到十六世纪初西班牙人到来之际,仅有个别祭司还能认读那些古文字。而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玛雅人被迫放弃自己的语言,学习和使用西班牙语,当十九世纪中叶人们再次发现玛雅古文明、想要了解它时,才发现它的文明历史的精髓--文字,已经 没有人能够认读了。於是,学者们就开始了一个艰辛而又充满戏剧性的破译历程。

第一个对玛雅文字发生兴趣并下决心学习和研究它的西方人是十六世纪时被派往尤卡坦半岛传教的西班牙天主教教士朗达(Diego de Landa)。朗达是个充满宗教热情又颇有文化素养的人。 当他第一次见到玛雅古迹和当时仍在普遍使用的手抄本历书时,就毫不怀疑地断定他所面对的人种和文化决非野蛮人和野蛮文化,而是一个有着深厚悠久历史的高度文明。为了了解这些“异教徒” 并为他们传播上帝的“福音”,朗达通过手势、图画等方式跟几个玛雅祭司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字,记录了他所认为的29个玛雅字母,将它们按照西班牙字母的顺序对照排列下来。但是由於他把玛雅文字完全当作拼音文字来对待,始终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它形式的文字存在,所以最终也没有弄清楚这些奇奇怪怪的符号是如何运作的。对后人来说,幸亏他完全不知道同时代人科切的象形表意文字理论,所以才一意孤行地记下来这些所谓的字母,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破译玛雅文字。实际上,他所记录的是29个单音节,每个音节都包含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而不是单音字母。

朗达既对被征服者抱有同情心、愿意了解他们的文化历史,但又出於宗教狂热试图对玛雅人实行宗教“洗脑” 。他做了两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一件好事,一件坏事。好的是他详细记录了对尤卡坦玛雅人生活习惯、宗教仪式、历史古迹等等的观察和了解,并留下了著名的玛雅“字母表”。坏的是他于1562年在玛尼Mani教区强行没收并焚烧了5000多件玛雅偶像和27本图文并茂手抄本文书,并且对当地村民施行残酷的逼、供、信,让他们承认自己的“巫术” 行为。要知道现在幸存下来的玛雅手抄本总共只有四本,而他一次就烧掉了二十七本!正是他对村民们的酷刑引起教会内其他教士的不满,把他告到上一级教会。在被召回国内为自己出庭辩护准备答辩之际,朗达把自己的笔记整理成一本书,题为 “关系(Relation) ”。就是这本笔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 材料。公正地说,我们现在对殖民初期的尤卡坦玛雅人状况的了解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他的笔记。而笔记中论述到的历法的用法、节日的庆祝典礼、新年的祭祀禁忌,成为后人了解古代玛雅文化最重要来源。特别是那些他至死没有搞懂的、他称为“魔鬼的手笔”的文字符号,更成为日后破译玛雅文字的“罗赛塔石”。

破译一种文字书写系统一般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这一文字所表述的语言,第二是这一文字和另一种已知文字的对照翻译。当年张伯里昂破译古埃及文是先确定了它所代表的语言是古埃及语言之一的Coptic语,又通过罗赛塔石上和埃及文并列刻写的希腊文的对比而实现的。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在不同时期用来表示不同语言:苏美尔语,巴比伦语,亚述语,波斯语等等。现代人对楔形文字的破译是通过古波斯语和它的对照完成的。印度河流域的古文字至今无解,主要原因是我们既不知道它所用的语言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任何同时代的其它跟它对照的文字。

相比之下,朗达在尤卡坦的记录至少说明:一、玛雅手抄本上的文字代表当时还存活的一 种语言,因为人们尚还使用这些历书,可能就是当地的尤卡台克语言。二、玛雅-西班牙字母 对照表已具有语音对比性质,至少有29个语音音节可供分析。这两个事实已使玛雅文字具备了破译的基本条件。遗憾的是,朗达的笔记被遗忘在西班牙皇家历史学院图书馆的角落里长达三个多世纪之久。当玛雅文明的再发现者司蒂文斯呼唤第二个张伯里昂时,时间已到了十九世纪中期。

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先是美国自然科学家拉非内斯库(C. Rafinesque) 从三本藏于欧洲的手抄本中释读了用点和短线表示的数字,接着法国传教士 Brasseur 于1862年在西班牙皇家历史学院图书馆发现了朗达的笔记,从中辨认出礼历(一种以260天为周期的历法)中的日名和数字的用法,很快又有人发现文字的书写是从左向右,从上往下,两行两行地进行。至二十世纪初时,已有以下几样文字辨认出来:数字零和二十,方向,颜色,金星,日历十八个月份的名称以及长数历(一种以360天为基本周期的历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又有人解读了月历。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涉及到语音和真正语言的释读。大家虽然都对朗达的字母下过功夫,但没有任何结果。而且,在其后的三十年中,虽然又经过一代杰出的学者们的努力,仍然没有任何新的突破。

这段时期内,美国卡内基研究院的玛雅学权威汤姆森 Eric Thompson 可以说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领袖。汤姆森有长期丰富的玛雅考古和民俗学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出版过非常有影响的著作,包括《玛雅象形文字介绍》,《玛雅象形文字目录》,《玛雅文明的兴衰》,《玛雅历史和宗教》等等。其中《目录》一书,直到今天仍然是玛雅文字学家们人手不离的参考书。但奇怪的是,汤姆森对大家仍然都记忆犹新的张伯里昂视而不见,却从一开始就接受科切(Kircher)的“象形图画文字说” 的理论,而且至死都认为玛雅文字是用象征图画表达意义的文字,与语音没有任何关系。 70年代初时他还下结论说玛雅文字充其量是一种表意文字,只能用来表达简单的概念和事物,而不能表达复杂的语言系统;而且大多数文字都是书写者们为满足想象而臆造出的毫无意义的图画。对於如此博学和有威望的学者来说,他的结论可以说是他学术生命中的一大悲剧。去世前几个月,汤姆森因在玛雅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被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授予骑士称号。而与此同时,已有人撰文说明、而且后来由事实证明:汤姆森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完全错了。

早在1952年,一位年青的研究古文字的苏联研究生诺罗索夫 (Yuri Knorosov) 就已对汤姆森提出了挑战。诺罗索夫的出现对美国人可以说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当时苏联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几乎完全不具备对中美洲玛雅文字的调查和研究。而他完全是单枪匹马闯入这一领域的。对他本人来说,这似乎又是命中注定的。诺罗索夫十七岁时考入莫斯科大学,入学不久二战即开始。他和同胞们一起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并随军一直打到柏林,参加了最后的攻克柏林的战斗。在攻克柏林时,他经过中弹燃烧的柏林国家图书馆,从火堆中顺手抢救出一本书。这本书恰巧是 1933年德国出版的三本藏于欧洲的玛雅文书手抄本的复印件。他把它带回了莫斯科。而这本书从此决定了他的未来。战后,诺罗索夫回到莫斯科大学完成学业,并进入研究院,专修古埃及文字学,同时做世界古文字古文化的比较研究。他对古埃及文,苏美尔文,中文,和印度河流域古文字都具很深的造诣。他的一位语言文字学导师认为他如在埃及文字学方面发展将前途无量,但他却接受了另一位研究西伯利亚民族学及太平洋和美洲文化导师的挑战。这位导师说:如果你相信任何一个人类创造的书写系统应该用来让人类阅读,那你为什么不去破译玛雅文字呢?

诺罗索夫从学习西班牙语开始,把朗达的笔记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进行钻研,并从1952年开始连续发表数篇论文。几乎从第一篇文章起,他的研究就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他汇总了藏于欧洲的三本手抄本中287个不同的图形字,分析道:如果玛雅文字完全是拼音文字,那只需要这个数字的一半就足够了;如果它完全是表意文字,那么这个数字远远不足以满足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交流的需要。因此他认为玛雅文字是一个语音语义相混合的符号字母系统,类似于苏美尔和中国文字。他从朗达的字母表出发,首先确定它们不是字母,而是辅音元音结合的音节。正象西班牙语的字母的念法是辅音元音相加的,如字母B实际上念be,b是辅音,e是元音。一定是朗达在问玛雅祭司字母B的时候,玛雅人给他的是念作be的字符。根据这一点,诺罗索夫对照有文又有画的手抄本,认读了一部分字词,并从现代不同玛雅语言中得到证实。

现在我们知道,玛雅文字中有140多个有发音价值的音符(正好是诺罗索夫预测的287的一 半!) ,常用的文字总数在1200左右,其中一半以上可以音读,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文字结合音读和意读可以翻译。

诺罗索夫这一实质性的突破为以后更多玛雅文字和文法以及文书内容的破译铺平了道路。然而由於当时美苏冷战关系,再加上诺罗索夫的编辑声称他的破译是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结果,美国的权威学者们本能地对他的研究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特别是汤姆森,连续发表文章反击这个布尔什维克的 “骗术家” 。 倒是当时几个涉足玛雅学领域不久的年轻学者如寇 Michael Coe和克利David Kelly 意识到了这位苏联同行的价值。1958年,寇和他的俄裔妻子共同翻译 介绍了诺罗索夫的研究。与此同时,克利发现了一些表意符号的规律;而他在哥本哈根国际美洲学学会期间同与会的诺罗索夫的交谈则使他接受了语音学派的方法,促成他进一步把此方法运用到纪念碑刻文中,并于后来发表了卓有影响的著作:《破译玛雅文字》,成为诺罗索夫在美国的主要代言人。

也是1958 年,柏林(Heinrich Berlin),一位出生于德国、在墨西哥市经营杂货批发的业余玛雅学家,从文字结构入手,发现了一些代表地方和城邦的特定文字。六十年代一开始,卡内基研究院的俄裔女学者Tatiana Proskouriakoff 又注意到:有些纪念碑文中记载的时间在文章结构中以六十年左右的间断规律出现,恰好与人的平均生命长度相吻合。继而雄辩地指出:碑文的内容记载的是真人真事,很可能是当地王朝历史的记录。虽然她的发现和柏林的发现一样在方法上都属於结构方法论,并不具有语言文字学的意义,但这一突破却很有文化学和历史学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前,另一位玛雅学权威Sylvanus Morley 也迎合汤姆森下结论说玛雅文字只是用于记载历法和 天文怪象以及一些祭祀活动的,而与历史毫无关系。

真正逐字逐句地用语音读出,并整段整篇的翻译出碑文的历史内容,则发生在七十年代初。其时,美国新一代的学者已严肃认真地把诺罗索夫的语音方法用于研究。1973年,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者,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美术及美术史教授琳达席勒Linda Schele 和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生马特Peter Matthew,在墨西哥帕朗开 (Palenque) 的学术研讨会上公布了他们对帕朗开城邦自公元465年至九世纪的王朝编年史。其中包括十二代国王和他们的家室的姓名,头衔,出生及死亡年月,朝代的替换,庆典活动,以及同邻邦的关系等等。至此,玛雅文字的破译基本成功。

琳达席勒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六十年代期间,她的未婚夫被征兵去越南打仗,生死未卜。临走前他们决定结婚,并去墨西哥度蜜月。这时他们俩都刚刚硕士毕业。丈夫获建筑学硕士,琳达获美术硕士并刚找到在一所大学教授美术及美术史的工作。在墨西哥旅游一圈准备回国时,由於飞机晚点,他们要被迫滞留六小时之久。这时有人建议说附近有处玛雅古迹,不仿去看看。没想到这一去竟决定了琳达的未来。位於帕朗开的古代玛雅建筑、雕刻、绘画艺术等等使她非常震惊。而刻满整面整面墙壁的文字至今还没有人能看得懂又使她非常失望。她缠住当时在那里考察的卡内基研究院的几个学者,非要问出个所以然来。他们被她缠得实在无奈,就建议她先去读几本书。从此后她就迷上了玛雅文化,每年暑假必去帕朗开。她的绘画才能派上了很大用场。她不厌其繁地把密密麻麻的刻文描画下来,带回去研究。当她第一次参加帕朗开学术研讨会时,已成为第二代玛雅学术权威的寇和克利等人完全不知道这个来自南部的黄毛丫头。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上,琳达和克利派来的研究生马特合作,当场铺开她的描模图,逐字逐句地翻译和解释了几大篇碑文,第一次揭开了玛雅人自己写的历史。

席勒采用的方法是结构+语音。她把能拆开的文字元素都拆开,寻找它们的共同结构特点, 同时把拆开来的元素同朗达的字母表对应拼读,然后把拼读出来的音拿去和不同的几种现代玛雅语言以及五、六种17、18世纪时编纂的玛雅-西班牙语词典相对应,找出解释,再把它们放回句子里去。虽然大部分单音单字只能在多种不同的玛雅语言里找到对应,而且很少有一句完整的句子可以用同一种玛雅语言念通,但当把从不同语言中得到的解释放回句子后,大部分句子都显出逻辑性,并且明确表达出意思。(它们之所以只能如此来拼凑,是因为玛雅文字所代表的语言是一种已经分化和消失的古玛雅语。)席勒的方法现在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玛雅人的介入,更多的、字典上找不见的字词及概念也由他们介绍进来,促进了对玛雅文字的破译。到目前为止,已有85%以上的文字可以音读和意读了。席勒教授不仅致力于玛雅文字文化的研究,而且年年在危地马拉的玛雅人中办学习班教授玛雅文字,希望把它还给玛雅人,致使已经死亡的玛雅古文字又在玛雅后代中复活了。很多玛雅人现在不仅把自己的西班牙名子改回了真正的玛雅名子,而且堂而皇之地用玛雅文字来书写自己的姓名。

玛雅文字和中国文字相象,都是方块字。但方块中所含成份和内容却大不相 同。中国字一个方块就是一个单音节的字,包括表音和(或)表意符号。而玛雅文字的一个方块中有时只包含一个字符,有时会有两个以上的字或音符,有时则会多到七八个符号。它们既有表音符号又有表意符号。书写时可以横向排列,也可纵向摞起来。一个字符可以根据需要或爱好压扁,拉长,立起,躺下,颠倒,一个套在另一个里,或两个重叠起来。根据字符的不同排列,读法可以是从左往右,或自上而下。当多个音符出现在一个方块里时,它们往往是一个词组或短句。一个句子中的字词可分开放在几个方块里,也可全部挤在一个方块里。长文是由多个方块字整齐排列组成。读法是纵向每两行两行地读。也就是说,先从左往右读两个方块字,再从上往下读下两个方块字。在只有一纵排的情况下,自上而下读。只有一横排的时候,一般是从左往右,偶而也有从右往左读的。

笔者在跟随席勒教授学习时曾在她的指导下把一篇称为九十六字碑的纪念文翻译成中文。这篇碑文刻在一块长2.5米宽1.5米左右的石板上,整齐排列有九十六个方块字。因其文字书写优美规范,文法和碑文内容极具典型性,学者们常把它用作范文,由它入门而理解玛雅文字和历史。碑文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帕朗开城邦自国王帕卡尔以来的四位统治者的继位和统治的时间。内容大意是:在帕卡尔当朝期,他建造了王宫中的白石宫。四十八年之后(公元702年),他的儿子康巴拉姆在白石宫继位。十九年之后,另一位王亲恰卡尔也在白石宫登极。又过了四十二年,恰卡尔的儿子巴伦库克在同一宫内继位登极。此碑为巴伦库克顺利渡过第一个卡同当政期(二十年)而刻。

跟世界上其它文字一样,玛雅文字所书写的内容非常广泛。从天文历法、神话传说、宗教祭祀,到政治、历史、军事、外交等等,可以说应有尽有。它不仅全面地记录了玛雅文化诸方面,还统一和加强了玛雅文明发展的进程,使玛雅文化并列于世界其它四大古文明。虽然玛雅文明的辉煌时期已成为过去,但对它的了解却极大地丰富了我们人类发展历史的文库。玛雅文字的破译最终揭开了玛雅文化神秘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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