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思绪难缕

过去的十几年中，每年七月这个时候已经是在乌鲁木齐了。夏天的乌鲁木齐，尤其是近郊的南山，是绝好的避暑胜地。进到山里，租一哈萨克牧民的毡房，喝碗奶茶，饮杯马奶子酒，再大吃大嚼些手扒羊肉，然后躺在松软的山坡草地上，蓝天白云，远处牛马悠闲地吃着草，身边羊群咩咩地欢叫着，一幅美丽惬意的田园夏日景色。每次回去，我都免不了要跟朋友们唠叨，真想永远住在这里。是啊，过腻了现代化生活，回来寻求田园生活。可这里的农民牧民却渴望走出去，追求现代化生活。这恐怕是永远的矛盾。

回新疆，对我来说是回家。我出生在乌鲁木齐，五岁时随父母调动去南疆，大学时又回到乌鲁木齐，直到八十年代初才离开新疆去北京读研工作，后来又到美国继续深造工作。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问起来，我都说自己是新疆人，并为是新疆人而自豪。新疆是个好地方。谁不把自己的家园当成好地方？

再回去，自然是探望父母兄长。父母五四年进疆至今，在那里渡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母亲去，是因为当时的自治区妇联主任玛依奴尔 (新疆三区革命领袖阿合买提江遗孀)在北京开会时遇到母亲，认定要让她去办新疆妇女杂志，便一次又一次地跟西北妇联交涉，硬是把母亲从西北局挖到了新疆。玛依奴尔性格热情开朗，见人不是握着手不放，就是张开双臂拥抱，汉话也说得非常流利，我妈妈很喜欢她。母亲的工作主要是编辑杂志，但也要下乡做妇女卫生保健宣传工作；小到画简图教妇女如何用烧过的沙子做卫生带，大到宣传说服村民们杜绝近亲结婚生育。五十年代新疆农村贫穷落后，没有任何卫生条件可言，老乡们用的手纸就是土坷垃。有个回族乡由于宗教原因，不允许本族人和外族通婚，结果造成人口很大比例的畸形及智障。可以想象当时干部的工作环境和任务。

父亲随母亲一起调往新疆，在一家出版社作编辑。那会儿的工作中心都是改变新疆贫穷落后状况，建设社会主义新新疆。所以父亲也是经常下乡，搞社教，南北疆各处跑。后来南疆某地区要恢复和重建日报社，又把父亲调去。其实很多年后父亲才知道，他当时是被单位暗自戴上“右派言论”的帽子而发配去南疆的。在南疆的时光，地区几乎所有的文化宣传和艺术展览组织工作都由父亲包干了。那里文化干部奇缺，父亲一个人恨不得要干十个人的工作。除了报纸编辑采访工作，地区文化宫是他最常去的地方。他在那里举办维汉青少年绘画学习班，业余美术爱好者作品展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美术工作者和画家。尽管生活艰苦，精神受压抑，搞艺术的父亲母亲却抓住了那里的美。这里的昆仑山，大沙漠，胡杨林，红柳丛，小毛驴，热闹的巴扎(集市)，白胡子老汉，长辫子姑娘，大眼睛巴郎子(小男孩)，全都成了他们画笔下最好的素材。在他们的眼里，新疆是个美丽的地方。

父亲母亲在新疆付出了自己的全部人生理想，渡过了生命的大部分时光，新疆也自然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退休后，他们认新疆为家，即不回内地，也执意不来美国定居。二老均年近八旬，回去探望他们，儿孙辈自然无可推辞。

可我偏偏今年因有其它计划决定暑期不回去了，而偏偏就发生了暴乱的事。

那个周末是美国独立日长周末。为了享受几天大自然，也为了把女儿从电脑前拉开一段时间，一家人去露营钓鱼。野外，天高气爽；青山、绿水、小镇、木屋、一派世外桃源景色，令人乐不思蜀。我们住的小木屋离河边不足十步远，河水清清，孩子们在清凉的河水里游泳，漂流，钓鱼，晚上就在哗哗的河流声中入睡，别是一番情调。

我平生第一次钓鱼。趁着一家人去镇上飞钓中心展览馆参观、我留守小木屋的机会，在河边试着甩鱼杆。甩了足足半个钟头才甩出点儿感觉来。后来居然还钓出水面一条巴掌大的鱼，可惜跑了。其实我完全没有要钓上鱼的欲望。甩甩鱼杆，活动活动筋骨，吸吸新鲜空气，晒晒太阳，看看远山近水，听听小河流水声和鸟的欢唱，足矣。不成想，这甩杆还甩出了点瘾头和体会。甩出去，拉回来，再甩出去，再拉回来。甩好了，直线飞出；甩不好了，鱼钩落在脚底，弄不好还会钩上自己。虽然是简单的重复动作，却也不会腻烦。在不闻车马喧的山野里，我发现这是一种绝好的静思习禅方式。不厌其烦地甩杆垂钓，摆出一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架势，即可以彻底放松神经，还可以忘却一切烦心杂事，全神贯注于一根鱼杆，一轴鱼线，一枚小小的鱼钩。就冲这，钓上钓不上鱼都无关紧要了。

在美国过美国国庆，除了刚来几年去看新鲜，看看美国人民是如何庆祝自己的建国日，焰火啊，音乐会啊什么的。时间长了，便也无所谓了。找个安静的去处休闲休闲倒是更实际。不过，在这安静的山里，四号那天，仍然没有免去庆祝的热闹。清早去小镇，仅有大约五十米长的主要街道两旁，三三两两地有人或站着或坐在街边，路口有辆警车，一问，原来是镇上的国庆游行。游行队伍统共不到三十人，由老年公民和小学生们组成，在旁边一条小街道整装待发。人少，却有模有样的。晚上在我们的宿营地，一些邻居还集中地燃放了不少自带的炮仗焰火，给这僻静的野外带来一些爱国气氛。

美国独立日的庆祝活动多半是人们自发的，参不参加也完全自愿，形式多种多样。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批评精神同时并存，自然而真实。美国的国父们从一开始就为自己的国家制定了合理的民主政治社会制度，而且在后来的发展进程中不断调整改进，这使得美国能够在短短不到三百年的时间内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强国。今年又创新历史：有一半黑人血统的奥巴玛当选总统。他这个少数民族还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正是少数民族中最受歧视的黑人。别的什么都不用说，凭这一点，美国这个国家就堪称伟大的国家。也是凭这一点，美国人民就可以为自己的国家而自豪。

自由，安定，公平，这是我在美国二十多年的最大感受。

知道乌鲁木齐的消息已经是这边的7月6号中午。

野营回来一觉醒来已快中午，惯性地先打开电脑看看E邮。最先进入视线的是中国方块字，哥哥的。只在主题一栏写着：“给妈打个电话”。打开一看，没有正文。有点神神秘秘的。再看看时间，已是那边午夜12点。有些晚了，还是晚上打吧。第二个E邮来自一位苏州的朋友，一打开便跳出几张大火冲天的楼房，底盘朝天横卧街道的汽车，地面大片血迹的图片。就一行小字：乌市动乱情况。不好！马上给父母拨电话，就已经再也拨不通。

不协调，太不协调了。脑子里还转悠着钓鱼的禅境，眼前却看着刚刚发生的流血事件。大脑简直转不过弯来。转身告诉老公新疆出事了，他第一反应是：七月有什么特殊日子？

七月有什么特殊日子？

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 -- 党的生日；
七月四日，美国独立日 -- 美国的国庆节；
七月十四日，巴士底狱革命日 -- 法国国庆节。

哪一个都和动乱套不上关系啊！反对共产党，应该是七·一；抗议美国，应该是七·四；抵制法国货，应该是七月十四，两个过了期，一个还没到。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殊的纪念日无疑都有象征意义。怨不得在正常情况下，我家老公首先想到的是带有纪念性的活动。最近的六·四纪念日就是好例子。今年六月四日是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港澳特区及国外的纪念活动在这前后几日此起彼伏。再有，八十八年前的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来年年庆祝纪念。而二十二年前的七月一日，老公恰好在那天乘飞机离开祖国北京，来到美国。纯粹是偶然，但在我，却总有一种象征的意味。

老公曾是中国国家某首脑机关的一名小干部。虽小，却可以随便出入中南海，甚至夏天的午休时间都是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游泳渡过。他申请留学美国时，他的上司勃然大怒：共产党员，XXX机关的干部，怎么可以出国？不行！ 所以，后来在他几经周折终于出来后，七月一日离开那天就象是埋下了某种象征性伏笔。

没过两年，天安门前学潮、民运，紧接着政府的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留下了政府军镇压手无寸铁、和平请愿学生的可耻记录。人民军队向人民开枪，这对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在此之前，没有人会想到军队真会开枪。当天安门形势开始紧张时，有美国朋友担心地问我，我还满怀信心地回答，中国政府不会向自己的人民开枪，顶多就是吓唬吓唬。连当过兵见过政府内部黑暗的老公也是这样认为的。

由于工作关系，老公曾经接触过政府的阴暗面，痛感工作人员对不公不平事件的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在一个习惯于皇帝恩赐的王国，一个法律不健全甚至无效的国家，一个从上到下没有民主民权民生意识的社会，大多冤假错案都得不到正义的伸张，更不要说那些政治案件了。一个小小国家干部岂能扭转乾坤？

天安门广场学生们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一项，实际上国务院在赵紫阳总理旨意下在一、两年前已经开始考虑。他们组建智囊班子，举办专题研讨会，已经着手改革准备工作。象有些人期待的那样，如果学生们当时能够耐心等待，也许赵紫阳能够平稳过渡到政改。但是，惨案还是发生了。

天安门前的枪声和长安街头的血迹，摧毁了我们的幼稚幻想。自古以来，天安只为天子之安，长安只有皇家之长安。海外留学生当即发起抗议游行活动。芝加哥的万人抗议游行大会，华盛顿的示威集会，这些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义不容辞，都去了。在芝加哥大会上，有人提议在场中共党员公开签名退党，以示抗议。

老公向来喜欢吹嘘自己的党龄。他十几岁参军，二十岁入党，在工厂作过车间主任，在大学里是学生党支部书记；在同龄人中的确算是老党员了。老党员对党是有感情的。尽管知道很多党内的腐败现象，知道政府不少的肮脏交易，更被六·四血腥事件猛击一棒，他还是不愿意就这样退出。他尤其不想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台湾的报纸上。共产党和国民党对立了一辈子，现在让国民党的报刊登载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的声明，他还想给共产党留点面子，还想维护些自己追求过的理想。于是，他决定私下里作这件事。

七月一日前夕，他给原单位党组织发去一封长信，申明不愿再与沾满人民鲜血的党为伍，宣布退党。可笑的是，共产党杀了几百名无辜的学生市民，都不觉得失了大面子，在这封个人的信件上却大作文章，试图挽回点面子。不久，国内两个朋友辗转告知，中共组织通报开除XXX出党。明明是人家个人退党，他们却说是开除人家。还有比这个更荒唐的事情吗？

至此，七月一日在我家有了几重象征意义。

可是，七月五日，星期天，全世界的休息日，应该是平静悠闲的一天，能有什么事呢？

我宁愿相信是维族学生们的和平抗议活动。

听说，学生们先是在自治区党委门前的人民广场抗议游行，外圈的人还手拉手以防和围观的群众发生冲突；听说，武警强行驱散了游行人员；又听说，被驱散的队伍不服气，很快在市区的几个街道中心集结并进行打、砸、抢、烧，甚至杀人的行为；还听说，是武警先开枪射击和平抗议队伍，才引起了后来的动乱。很快又传言，杀人者杀的绝大多数是汉族人，而两天后，汉人组织起来报复；维汉两族人民形成对立。两三天内，死亡人数达到一百八十多，受伤人数达到一千八百多。

是六·四式的和平抗议，还是预谋的暴乱活动？为什么是在两个民族之间发生？

看报道，事情的起因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广东韶关一家玩具厂先前发生了维汉工人打架斗殴致使两名维族工人被打死。在汉族人的地盘打死外来工作的少数民族工人，我想，怎么说凶手都要被法办，怎么说汉族人都要做检讨。而新疆的维族学生为这些维族工人的伤亡举行抗议声援也应该是正当的。可结果却是更大的骚乱，更多的伤亡，更强烈的民族仇恨。

事件就发生在我们熟悉的和曾经居住过的大街小巷，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那些地方仍然还有我们的亲人、朋友和同学。我父母亲就住在闹事地点之一，而他们的老邻居老朋友，同一个工作单位的维族人家就住在对门。周围发生了如此令人震惊的维汉仇杀，这让双方的老朋友们都感到痛心和尴尬。游行抗议者为扩大影响而在这些人口聚集的地方打死打伤如此之多的无辜百姓，砸烂烧毁商店、汽车，无疑是改变了他们的初衷。这样的滥打滥杀无辜令人愤慨；肇事者应该受到谴责，凶手应该依法受到惩办。

新疆是十三个民族共同的家，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从汉代开始，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在轮台建校尉使，随后又建西域都护，汉兵汉民在天山南北多处戍边屯田，已经成为西域的主要民族之一。汉以降，柔然、突厥、吐蕃、回纥、契丹、蒙古，虽然都统治过西域，但都依次被北魏、隋、唐、辽、元、清统一，归属中央政权。其中的回纥，即维吾尔，唐代以后，从漠北进入新疆，逐渐成为新疆人口最多的民族，但也始终与中原保持着行政关系。十几个世纪来，新疆的十多个民族尽管不时有摩擦、纠纷、械斗，甚至战争，但最终都是以“和”为结局，而且谁也没有离开过中国的版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国民党军队及政府起义，新疆和平解放。新疆的和平解放，一是解放军大兵压境、大势所趋；二是以新疆三区革命为代表的民族革命军给驻疆国民政府以威胁，二者相辅相成，取得胜利。解放后，新疆成立维吾尔自治区，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共同管理和建设的行政区。那时，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建设和发展新新疆。维族汉族之间关系融洽，互相尊重；汉族干部严格遵守民族政策，维族干部积极主动配合。别的不说，机关大院里，维族汉族住在一起，平时互相帮助，互相串门，节日里互相拜年。我记得小时候住过的一排房子，四家汉族，三家维族。有一家维族人家在门口做了一个馕坑，隔两个星期就要打一次馕，每次打馕都要叫我妈妈把和好的面拿去帮我们打。院子里的汉族小孩也几乎都是被维族阿帕（奶奶）或阿娜（阿姨）带大的。就是现在，我父母家对门的维族大妈出门时还常常会把家门钥匙留在我家，以防儿女回家时没有钥匙，来我家取。

我自己也有很多维、哈、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回、蒙、锡伯族同学和朋友。我初中时的一位同班同学巴海古丽，曾经充当过一段动人的民族友爱故事的主角。五十年代时，巴海古丽的妈妈和其他一些维族姑娘被派往苏州丝绸厂学习缫丝纺织，她隐瞒了自己已有身孕的情况来到苏州，结果在苏州生下了巴海。由于水土不服，工作繁忙，她妈妈没有足够的奶水喂她。碰巧同车间的一位汉族师傅刚生过孩子不久，就把巴海古丽抱去一块儿喂养，直到新疆学员们学习完毕，返回新疆。十多年后，这位汉族师傅的一个儿子去新疆支边，碰巧来到我们这个地区。他四处打听当年那个维吾尔族妹妹，却一直没有结果。原来是巴海的妈妈回来不久就被调往另外一个地区，把女儿留给了外婆。直到七十年代，当我妈妈从支边青年那里听说这件事后，以记者的身份开始帮忙寻找，用了两年多时间，最后才在我们学校、我的班里、我的座位旁边找到了这位生于苏州、被汉族妈妈喂养过的维族女孩儿。他们兄妹见面时，我也去了，大家都很激动。我妈妈很快把这个故事画成了长篇连环画。后来听说，九十年代时，苏州电视台又把巴海请去苏州与汉族妈妈相见。这样的亲情关系，何以能产生仇恨？

二零零七年，将近三十年后我重返南疆，高中时的三个维族男同学见到我热情非凡。一位是现任我们曾经下乡接受再教育的那个县的县长，亲派专人陪我回当年插队的公社农场、去当年修建过的水库大坝。另外两位是地区的某某局长和书记。听说我在研究丝绸之路文化，其中一位毫不客气地对我说：你研究丝路文化怎么能不回新疆？怎么能不到我们维族人家来？你必须要到我们家来！维族同学说话痛快直率，维族同学跳舞潇洒奔放。跟他们在一起玩儿很开心。我所认识的维族同学朋友中也不乏智商极高的精英。一位大学同班同学不仅是语言天才，而且是下象棋、围棋的好手，在我们系里经常做第一把交椅。这位大学教授，近两年一直在主持《突厥语大辞典》的英文翻译，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突厥语大辞典》是十二世纪出生于南疆喀什的一位维吾尔族作者编纂的一本包括突厥语言、文化历史、风俗及地理的词典。这部词典为后人留下了无可替代的历史和文化资料，具有极高的价值。它是维吾尔人的智慧结晶，也是维吾尔人的光荣和骄傲。

不过很奇怪，我曾经被新疆的汉族网友告诫过不可在网上随便谈论突厥语大辞典。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但让我联想起新疆双语教育问题。记得有两三次回国时和老同学谈起借鉴美国双语教育及双语管理的经验在新疆实施维汉语教育问题，一位来自新疆、现任国内某名牌大学教授的汉族同学和我有同感，却同样告诫我：这事不可提。原来他曾经正儿八经地撰文论双语教育的必要性，不但文章被枪毙，还招惹来很多批评。另一位跟我关系更近的汉族同学，多年来就是国家民族问题专家和智囊人物，却对我说了相反的话。她认为，全国少数民族的比例不到5%（近些年有所提高），新疆的维吾尔族不到全国的1%，这样小的比例完全没有必要考虑双语教育、双语行政。她认定：他们要想发展、要想就业，就必须学汉语！我曾经反问过：那你有没有考虑文化传承问题？有没有考虑在新疆，维族是多数民族，而汉族是少数民族？为什么在新疆多数民族语言不能成为官方语言、甚至连双语都不予考虑？为什么维族人找工作必须要会汉语，而汉族人就业就可以完全不懂维语？她的回答是：如果给维族双语机会，那势必其他所有少数民族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全国五十五个民族都这样，那不就乱套了？她觉得我太天真，太理想主义了。“新疆的问题没那么简单！” 她告诫我。

我只知道，有一次在乌鲁木齐大街上等公共汽车，一位维族中年妇女过来问路，她不懂汉语，我不会维语，比划半天她还是没懂，结果失望地走开了。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尽管新疆是十三个民族的共同家园，维吾尔族毕竟是最多数民族，而且作为多数民族在新疆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他们在自己的家园听不懂官话，找不到路途，不敢乘公共车，心里能舒服吗？

民族问题的确比较复杂，但是政府的民族政策是否问题更大？七·五事件以来的三个多星期，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央对新疆的倾斜政策，但大多都是指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大多都认为是这些优惠政策助长了维族的骄横。可我看到的却正好相反。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汉人大量涌入新疆，虽然经济有所提高，但是政府却没有给这些新移民最起码的民族文化、民族政策教育。新移民完全不懂民族关系，很多人打心眼儿里就认为少数民族愚昧、落后、野蛮，根本没有要尊重人家的意识。新疆有石油、天然气，但是完全由中央控制，自治区没有任何权利过问；甚至本末倒置 – 西气东输的两端，新疆和上海，上海的天然气居然比新疆还要便宜。民族干部，虽然在每一级的岗位都配备一名，但他们很少有自主权，几乎都是虚设。

去年回疆（也是在七月），我的一位同行、老朋友，某大学某学院的院长、教授，维族哈萨克族血统兼半，宴请从北京来的十几位领导及学者，顺便也请了我和另一位从美国回国探亲的朋友。作为东道主，在大家吃饱喝足后，这位朋友发表一通讲话。也许由于在座的大多数是研究文化的同行，有些早就是老相识，朋友说话便涉及到一些新疆的问题。这位朋友，论汉语口才，我们在座的汉族人全都自比不如；论知识，他是留德博士、并有多本研究专著；论能力，他领导大学里最大的一个学院兼一个研究所，搞的不仅有声有色而且硕果累累。他要说起来，那就不是简单地抱怨，而是有水平的分析和批评。但他每每提到民族政策或者敏感事件，另外三位维族教授就会跳起来阻止他说，而且赶紧关门关窗户，阻止不了时就要把他架出去。朋友们是怕他惹祸。他那些批评的话弄不好会让他丢了乌纱帽，而且招来更多的麻烦。这就是新疆所有民族干部都会遇到的窘境 – 有话不敢说。

我认识这位朋友多年了，从来没有听到他抱怨过，也从来没见过他说话如此沉重过。看样子他是压抑得很久了，非一吐为快不可。他说了很多很多。当说到新疆少数民族一有什么事就会被联系到恐怖主义时，他举出一串其他省市爆炸放火凶杀的案例，质问我们所有在座的人：为什么其他地方出事不是恐怖活动？而新疆出个小小的事情，连最一般的刑事案件甚至情杀之类，都要被冠以恐怖活动？难道新疆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吗？

那天的结局是，这位朋友突然冲到我的面前，两手扳着我的肩头，说：你出生在新疆，了解新疆，你说句公道话，我说的对不对？平心而论，我知道他说的都是实情，所以不加思索地点了一下头。没想到他把我扳的更紧，用标准的英语对我说：“Kiss me!”再不懂英语的人也能听懂这句话。大家伙众目睽睽，我们双方在僵持。我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显然他的要求不在我们个人之间。我尽量向他解释我理解他的心情，也知道中间的一些不公正，请他放开我，但是他坚决不肯。为了摆脱尴尬，我快速在他的额头吻了一下。他立刻放开了手，连说几声谢谢，掉下了眼泪。

后来，我一直酝酿写一篇题为“忏悔”的文章，却始终无法动笔。我要忏悔什么？忏悔自己的荒唐解脱行为？忏悔汉族人的大汉族主义？忏悔政府的不平衡政策？可是，我能代表汉族人吗？我能代表当权者吗？我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廉价的同情，充其量只能向他证明一个汉族人对一个少数民族的理解，却不能公开站出来为他们做任何实质性工作。作为个人，我能干什么？

七月五日的暴乱，明眼人都能看出，有很大部分是积怨太深的结果。我知道我的很多汉族朋友都认为解决办法只有高压。我并不想为暴徒们开脱，罪犯理应受到法律的惩治。但是，在当今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高压是不是唯一的有效方法？高压是否会造成对整个维吾尔民族和所有穆斯林的更多的歧视？是否会加深民族间的矛盾和隔阂？是否会引起更强烈的反抗？

作为强大民族的一员，我总认为我们自己有很多需要检讨的地方。起码在最一般意义上的对少数民族的尊重。汉人的历史上从来都视少数民族为蛮夷。就是现在，我的一些专搞文化艺术研究的同学朋友，包括在国内国际享有声誉的权威人物，竟也认为“能歌善舞的民族都是落后的民族”。我为我的汉族同胞们感到羞耻。有这样的民族心理，我不能想象，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能够在哪一天允许一个少数民族当选国家主席或总统。真要有那一天，各民族也许才能真正平起平坐地对话。

七月已经结束。时至今日，事过四个星期，我仍然无法给父母打通电话，也无法跟哥哥互通E邮。一个强大的政府如此草木皆兵似乎大可不必。强大在于自信。我真心希望政府能够通过这次事件的恰当解决而提高自己在各民族中的威信，成为一个人民值得信赖的政府。

七月五日，一个平常的休息日，从此成为一个特殊的纪念日，从此进入新疆的历史。

而我对新疆 – 我的故乡，仍然是：剪不断、理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