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纪念 – 追忆导师吴甲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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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是国内研究西洋美术史的前辈。在美术界颇有些名气。这不仅在于他对西方美术的研究介绍有诸多建树，而且还在于他为人耿直、叫真。为第二套简化字改革方案的某些不合理处，他既不是文字专家又不是改革委员会成员，径直跑到文字改革委员会去拍桌子，竟然也把已经登了报的方案拖了下来。三十多年过去，至今再没有见到新的方案出笼。他文革后正儿八经地就收过三个研究生，都是女生，当时还成了一条招人议论的新闻。他不但不在乎这些议论，什么男的女的的，反而来个更邪乎的，给三个女弟子配以文艺复兴三杰的名字，简直象个老顽童。有个去面试的男生挺直腰背坐在他面前的椅子上，双腿叉开双手端放在双膝上，规规矩矩，一句话一个＂hi＂的架势，令他想起可恶的日本鬼子，自然没有好感了。我由于来自边远的地区，也差点无缘做他的学生。当时研究院要求是边远地区沿铁路线地区的考生才可应考。我恰好就在西去列车的终点城市。

当时考试好像分政治，文艺理论，美术史专业，还有英语。考文艺理论时我发现所有的题目好像都冠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一下就懵了。什么意思？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只是一个派别吗？怎么这一般的艺术原理和原则也都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了？一生气，就不知道自己乱写了些什么。考完后我觉得这门考砸了，更来气，提笔就给吴先生写了一封信，狠狠地抱怨了一顿。后来也居然接到了赴京面试的通知。一见面，吴先生就说，文如其人，文如其人。我纳闷儿他是表扬我呢还是批评我呢，他自己就先解释起来。他说读了我的信后非常高兴，当时就拿着信去找马列主义研究所的所长，一直找到院党委，在院长所长们那里好好地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数落了一通。这倒把我吓了一跳。本来我根本就不懂文艺理论中那么多的名堂，所以才敢胡说八道，没想到他老先生还当真了，闹到院领导那里，这岂不要误了我的上学机会？后来才知道，其实多年来吴老先生自己就一直跟这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叫着劲，院里搞马列的人见了他都要绕着道走，怕跟他辩论。正式入学做了他的学生后，他还时常开心地提起这件事。

专业课考试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一道论述题。主要是构图分析。大意是画出三幅《最后的晚餐》的简单构图，对比论述达芬奇的艺术成就。我当时的脑子里不多不少只有三幅构图，一幅吉兰达约 Ghirlandaio , 一幅Da Vinci，还有一幅丁托莱多Tintoretto 。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题出得够专业。

把三张图放在一起对比时，每张作品的特点便一目了然。吉兰达约在构图上继承了文艺复兴早期的传统，大家排排坐吃果果，独独把犹大排除在饭桌的另一边，手里还紧紧捏着那钱袋。这样的安排比较僵硬，图解说明的性质较强。好象人们事先已经知道了谁是叛徒；或是生怕观众辨认不出，单把他挑出来。但是吉兰达约对每个人的相貌个性特征等表现得还是很出色的，并无千人一面的感觉，写实技巧也很高超。然而对比达芬奇的人物安排，吉兰达约的人物显得过于镇静和呆板，每个人似乎都在自己反省或是自问，没有表示出激动的情景和相互之间的交流。

达芬奇也基本是遵循传统，人物一字排开，但做了一个至关紧要的变动：把犹大放回了其他十一使徒之中，甚至让他也表示出惊讶的状态。这样一来，画面里的人物和观众就有了同样一个悬念：到底是谁出卖了基督？达芬奇抓住最有戏剧性的那一刻来展示整个故事情节；他当众宣布：“你们当中有人出卖了我”。这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群情激奋。使徒们有的惊讶，有的愤怒，有的怀疑，有的自省，有的悲哀，年轻的约翰无奈地闭起眼睛；犹大躲在阴影里也同样惊讶自己如何已经被基督识破。和吉兰达约的使徒们相比，这里的人们激奋到身体都要冲将起来，恨不得马上就把叛徒揪出来。再对比吉兰达约的花园风景的背景，达芬奇的背景设计简约抽象庄重，充满象征意义。正面的三座窗户代表“三圣”，即圣父，圣子，圣灵；正中的窗户上方又有一圆弧形窗饰，正好位于基督头顶的上方，非常巧妙自然地代表了光环。基督本人端坐的身体和摊开的两臂形成一座坚实的金字塔形状，连同房间墙壁还有天花板上方方正正的几何装饰形状稳稳当当地压住了前景中人群的焦虑、躁动、和恐惧；正如临危不惧的基督终将使信徒们明白上帝之子所要为人类做出的牺牲。达芬奇的整个画面构图可说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静之，背景那些比例和谐的建筑线条和几何块面平稳地沿着标准的透视关系集中于基督的头顶之上，体现了文艺复兴艺术大师对古典艺术的理解和重现，以单纯的数字比例和几何图形表现出庄重、静穆、和谐的理念。动之，每个人物都有独特的动作。他们的身体倾斜线既向不同方向发射出去，但又不偏离中心地几波几折地收拢回来；视觉上给观众以动感，同时带来故事内容里人物情感起伏的心理活动。

丁托莱多别开生面，把被人们重复了无数次的一字水平构图推开去，变成了对角线构图。这样的构图增加空间和动感，使画面更像一个大戏台，故事也变得更富有戏剧效果。从此，代表了一个新的艺术风格和时代，即所谓的巴洛克时代。

这道考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后自己作教师时也会常常拿出几幅甚至十几幅不同画家的同一主题作分析比较。

吴老学问做得认真，文章写得漂亮，但不善言谈。他很少讲大道理，就是要让我们多读书、多看作品。他跟我们第一次正式上课就是问我们每人都看过什么书。我的俩师姐师妹都是美术专业出身，张口就说出一串儿。就我最可怜，完全靠自学，完整的一套西洋美术史是一本只有一指厚薄的苏联作家写的简史，其余是大学图书馆里自五十年代以来参差不齐的美术杂志，再就是家里父母留存的一些画册和书籍。当我跟他一一道出我是在谁谁谁写的文章里看到了吉兰达约的最后的晚餐，又是在谁谁谁的文章里看到过丁托来多的最后的晚餐，全是零碎拼凑起来的。吴老被我如实的报告惊得目瞪口呆：你这样的条件怎么敢考研究生？居然还让你考上了！说着便给我写下一张长长的书单。我自然是一通恶补。

吴老常喜欢说“艺术就是要变”。虽然没听他解释过为什么，但我的理解是只有变化，艺术才有生命力。这句看似简单的话，实际解释了各种不同风格流派的产生。这也是我从导师那里接受来的终生受用的启迪。美术和音乐不同。一首好曲子可以被不同的乐手翻来覆去的演奏百遍千遍，但是一幅画、一尊雕像却只能出现一次，不可重复。这个特性就要求美术家不断地想象和创新。不只是对具体画面的创新，更主要的是对艺术定义的重新认识。毕加索多变的画风，并不是刻意追求标新立异，而是从非洲艺术那里获得了新的认识：艺术不只是“再现”，也并非只有一种（写实）的方法来创造；夸张、变形、抽象出来的母题也是艺术，而且更能“表现”出艺术家的意图，其表现力更为直接和强烈。马蒂斯也是在受到非洲原始艺术的启发后才有了“创造艺术”、而不是“再现”现实的概念。他会说“我在画画”，而不再说“我在描绘”。

随吴老学习时，他的小册子“印象派的再认识”刚刚出版两年，在国内影响很大，他自己也比较喜欢。印象派本来不是难理解的东西，只要多看几幅作品，和它前前后后的不同风格比较比较，也就能明白个大概。况且它的明亮艳丽的色彩，很招人喜爱，少有不喜欢的人。但是由于国内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自我封闭以及盲目追随苏联老大哥的文艺理论（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一般大众根本就见不到什么印象画派的作品，而美术界又理论混乱，跟着老大哥瞎嚷嚷，完全没有搞清楚印象派绘画是个怎么回事就把它定性为反动没落的艺术流派。文革刚过，西方艺术思想开始回潮和重新涌进，对国外那些艺术“新”概念需要重新整理和解释，而吴老则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项工作。这本小册子从光学的、历史的角度和艺术价值等方面详细解释和说明了这一艺术流派的特点和产生的历史状况，既澄清了概念，也为印象派绘画在中国的被冤枉、被误解彻底翻了案。不只是我们年轻的一代，就是上一代的美术工作者也都是在他这本小册子出来后才逐渐搞明白了何为印象派绘画。

不过，吴先生也受到时代的局限。由于原始资料的缺乏，他把对印象派的误解归罪于苏联“老大哥”。实际上，首先向印象派发难的是当时法国学院派一位权威的评论家。他对莫奈那些没有清晰明确轮廓线的物体和模糊不定的色点色块完全不能接受，因而讥讽莫奈的画是没有完成的粗俗作品,不能登大雅之堂，且有辱观众；甚至拿莫奈的一幅题为《印象：日升》的作品开涮：“印象，我当然对它有印象了。… 如此的自由，如此自在流畅的功夫。那些还在胚胎期的糊墙纸都要比这幅海景完整”；还说“他们那些印象派们…”等等；由此从反面给了这些画家的画风一个名称。事实上，马奈和莫奈们也的确是在试验如何能够在画面上表现出那些转瞬即逝的光感和视觉印象，而且成功了。人们看到的是海面上太阳刚刚升起时的雾气以及被晨雾遮蔽的模模糊糊的背景，而不是说明图式的房屋、船只、太阳、海水，等等。为了表现光在物体表面的折射效果和光对色彩的影响变化，印象派画家们认识到他们必须放弃传统的实线和固有色，转而用松散模糊的宽笔触来表现被雾气所阻挡的不成直线的光线对物体的显现。这应该说是一种更为写实的方法。但是习惯于完整的轮廓线和光滑的表面的批评家和观众们却不能马上接受。从印象派的第一次画展过后十七年，才有大胆的美国人开始欣赏和购买印象派的画，而且把来美展览的作品全部买光。

在跟吴老学习期间，他正在写一篇有关“有意味的形式”(the significant form) 的研究论文，同时也让我们读几本与其相关的原著，比如贝尔的《艺术论》（Clive Bell：Art），弗瑞的《视觉与设计》（Roger Fry：Vision and Design），贡布里希的《艺术和幻象》(Gombrich: Art and Illusion)，和阿恩海姆的《艺术和视知觉》（R.Arnheim: 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吴先生的文章对贝尔这一在艺术理论界影响极大的提法解释得非常清楚，读者跟着他的解释就能明白其“有意味的形式”是什么意思。“有意味的形式”是现代艺术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对形式在视觉艺术中重要作用的理论阐述。它所要强调的是，在一件作品里，除了情节内容以外，线条和色彩的特殊结合以及它们之间的美妙关系的“有意义的形式”才是视觉艺术中能够引起美感的根本所在。没有形式上的奇妙构思，再好的内容也不过就是在讲故事；感动人的是故事情节，而不是视觉因素。吴老特别结合中国书法来说明贝尔的意思，认为书法的形式美和抽象美最能贴切地解释“有意味的形式”。书法是典型的点与线的安排和组合。人们欣赏的是它笔划的间架结构、笔墨的浓淡粗细和力度，字形的节奏韵律及气韵；还有不同的体例，如篆、隶、楷、草等等，都是形式美在起主要作用。

吴老对从原文看来的东西从不直接翻译，永远都是自己吃透了以后用平白自然的语言说出来。现在回头再读他的文章，发现这一特点非常明显；对照原文，更发现他的中文用词用语是如何精到地表明英文词句的意思。提到翻译，想起吴老曾专门叫我们三人去他办公室给我们看傅雷写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手稿。当时三联出版社正请吴先生为傅雷的书稿校对，他拿到了真正的原稿，而不是复印件，所以叫了我们同去欣赏。吴先生曾在三十年代的上海美专聆听过傅雷先生的讲课，在翻译方面自然是师承傅雷风格，意译而非直译了。

读过二十多年英文原著后，回头看吴老的研究，不得不感叹他做学问的认真和扎实；也感叹自己有幸跟随了这样一位学识渊博、学问精到的导师。愿老师的在天之灵在美的艺术世界继续探索和享受。

最后一片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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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一直是保留在我心里的一块圣地。说不清哪里来的这份情感。是她的高？她的远？她的蓝天？她的白雪？还是少年时读过的“五彩路”带来的神秘？很多年前，当我带头和几个高中同学要求去藏西北的阿里地区接受再教育时，心中就已经有了对她朦朦胧胧的浪漫向往。

几十年过去，不觉间老之将至，恐怕越往后越没有勇气实现去西藏高原的夙愿，所以决定说干就干，当年就去。

从西宁到拉萨的青藏铁路横穿青藏高原，经过大片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和海拔6839多公尺的唐古拉山口。一路上，韩红的“天路”和李娜的“青藏高原”不停地渲染着气氛、煽动着人们的情绪。我也一路在寻找着心中向往的神圣。

高原上的天似乎更高更蓝。高原的大地更觉远古洪荒。青藏高原上实际并没有很多陡峭险峻的高山，只是整体性地高出海平面很多。开阔，空寂。空气的稀薄连眼睛都能看得出来。正是这稀薄的空气把这块大地凝固为永恒的圣地。

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早在十九世纪就闻名西方国家。用它的绒毛织出的披肩细软到能拉扯通过一枚妇女的戒指。据说当时就值到2000英镑，只有上流社会的贵妇才能披戴得起。后来中国人知道了它的价值，漫山遍野滥杀滥捕，现在剩到屈指可数的数量！我们渴望透过火车窗口看到那些幸存的小动物。但是它们身上的保护色，让我们愣是错过了很多观赏机会。直到在同车厢一位修筑过这条铁路的师傅指点下，我们才知道如何寻找它们。

荒原上偶尔能看到几只翱翔的鹰鹫。一位从玉树返回的乘客向我们描述了她刚刚在那里参加完的天葬。被葬的是一位当地土生土长的派出所所长，患病去世。当这位所长被喇嘛们大卸无数块后，有人吹起大海螺，刹那间数不清的老鹰铺天盖地从天而降。晴空万里的天上，不知如此之多的老鹰来自何方。她说这是她所见最为震撼的一幕。前后不足40分钟，肉体就被吃得干干净净；喇嘛们再把骨头敲碎，再一次吹响海螺，老鹰们再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把骨头渣也吃得干干净净。送葬的人们都说所长生前人缘好，积了德，所以才被神鹰吃得如此干净，连肉体带灵魂全部被带走了。我们没有这样的荣幸去送葬，但是听来的故事已经足够令人起敬了。我们之所以没有看见天上更多的鹰鹫，恐怕它们真就是神鹰，只有好人的灵魂需要上天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才是真正的“天路”。

能走上这条“天路”绝非易事。据说喇嘛教信徒一生中至少要磕一万次长头，要念诵数万次“六字真言”-- 唵（ong）、 嘛(ma)、呢(ni)、叭(bei)、咪(mei)、哞 (hong)，才可奢望这样的“天路”历程。在青海的塔尔寺和拉萨的大昭寺周围可以看见很多磕长头的信徒；通往拉萨的沿途也常常遇到成群结伙的磕长头的队伍。在大昭寺前熙熙攘攘的商业八廓街上，我几次碰上一个磕长头的中年男子，高高瘦瘦；前身挂着一张皮质的围裙，两手套着厚厚的木板，目不斜视，一丝不苟地做着举臂、跪、趴、起等一套动作。当我在闲逛中第三次又碰见这位坚韧虔诚的信徒时，眼泪竟夺眶而出。我突然意识到，来到这块地方，我对这些一步步磕着长头来朝拜的信徒的感觉一下从怜悯和好奇升华到敬佩的感动。谁能说他们这是愚昧呢？这是一种精神，一种人生的希望和追求，一种心灵的展示。

要说这里还有一片净土，那就是人们心灵中留有的不容动摇的信仰。

想到丰子恺在回忆他的老师李叔同、后来的弘一法师时说过，人的生活有三种：物质的、艺术的、宗教的。它们又好比三层楼，代表物质、精神、和灵魂。只有孜孜不倦探求人生的究竟、追求灵魂的来源和宇宙的根本的人才会攀登到这第三层高楼来。对大多数虔诚的喇嘛佛教徒来说，这样的解释也许过于理论化。依我看，藏民们有种与生俱来的宗教感，三种生活在他们那里是融合在一起不分上下和前后的。灵魂的归依是人生唯一的目的和追求；而这种信念正是在这恒古不变的雪山、高原、湖泊，蓝天、白云、彩虹下形成的。

拉萨是主要目的地。布达拉宫依山而建。层层递增，红黄白相间。宏伟壮观。有人赞叹：这比天安门宏伟多了。究其原因，不过是就其山形山势建了上去。但其视觉效果却应了美学理论所推崇的崇高感。去的那天下着小雨，却仍然不减游客的兴致，进门处被挤得水泄不通。从进到出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被人拥挤着挪动着步子。夹在其中的感觉？整个一个Sandwich的感觉。

倒是出来往下走时，忽然听到一声响亮奔放的女高音从半山腰什么地方唱出藏语歌曲来。所有的人都精神为之一振，随着歌声寻去；不料山下立刻又有另一女高音应和上面的歌声唱起来，紧接着上上下下都有男声女声和声唱起来。整个布达拉宫墙外的之字形台阶煞那间变成了巨大的合唱团唱台。歌声好听极了。自然、热情、奔放，带着典型的高原嗓音，还有天然的和声技巧。而且，恰是地方。我们一家人的情绪全被调动起来。马上掏出已经塞进包里的各类相机，跑上跑下地寻找歌手录像拍照。看上去这是一队集体来参观的藏族同胞，二十来个人。一个人起头，全体应和，唱满山坡。那地道的高原歌声比起韩红李娜之辈实在高出去不知多少倍；甚至比起才旦卓玛也要更“原声态”。这个偶然碰到的小插曲填补了我们在布达拉宫的所有缺憾。

藏族人民实际上是个单纯而快乐的民族。在大昭寺里我们又意外领略了藏族青年打夯的歌声和有节奏的劳动脚步。大昭寺是拉萨最大的寺庙，信徒香客全去那里拜佛。游览过程中总能听见不远处传来整齐和谐节奏感很强的合唱歌声。实在令人好奇。我们避开人群，顺着歌声找去。原来是一群自愿来寺庙义务劳动的男女青年正在唱夯土号子。院里有一处房屋的屋顶在翻修加固。几十个劳动青年，排成五、六行队，前几排是女生，后几排是男生，每人手里拿一根夯土锤，边唱着歌，边原地踏步似地踏着脚步，边用夯土锤上下捶打着地面；时而女生边唱边往前踏步，然后男生再边唱边踏步跟上来；时而又向后转，男生在前，女生在后；时而大家一起往前走。歌唱也是男女对唱、轮唱、合唱。不夸张地说，这一幕胜过所有的专业舞蹈。LG看得手脚痒痒，忍不住爬上房顶加入劳动大军跳了大半会儿打夯舞。这样愉悦的礼佛和修行方式可以说是一绝。

米拉山口，5013.25公尺，是拉萨通往林芝必经的山口。没有明显的高山反应，反而可以呼吸到清新凉爽的空气。山坡上有一个巨大的经幡帐，花花绿绿，很是鲜艳。来往香客和游客都要买一些大小经幡系在绳索上，寄托自己的祈福。据说高原上的风会把人们的愿望和祈福通过风声传送到佛祖那里去。从这里经过的信徒和香客们还在山坡和路边留下了数不清的玛尼石堆。“玛尼”是梵语祈语中用词。人们用大小石头堆砌起塔状的石堆，作为祈祷的见证，所以叫玛尼石。经过石堆的人都会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摞在上面。很多石堆因此变得原来越大。

来到高原才知道，原来高原上有很多的湖泊，都叫什么什么“错”。比如纳木错，羊卓雍错，巴松措，等等，都被藏民视为圣湖。我们去了好几个“错”，最喜爱的是羊卓雍错。天然无华，优美静谧，蓝宝石般晶莹透明的湖水，衬上湖边的青山绿地，悠悠的羊群，美丽圣洁得就象仙境。我在那里流连忘返，情愿永生永世留住在那仙境里。

可是就在这个圣洁的湖边，却看见了游客到处乱扔的塑料瓶和一拉罐，令人不堪忍受。在阻挡两个扔罐的人失败后（他们永远比你有理），我发誓来年带女儿重返羊卓雍错，就去捡垃圾。良心让我不能眼看着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也被人类践踏蹂躏完。

江孜古堡，号称“小布达拉宫”，和拉萨的布达拉宫设计一样，雄踞山顶，只是略小一号。这里不仅有一段藏族英雄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故事，它的建筑本身就非常值得到此一游。古堡建在整座山崖峭壁上，周围都是平原，一副居高临下、桀骜独立的架势。它和山石契合的如此之好，就象是从山石中自然长出来的建筑。红白两色相间的城墙房屋错落有致；蜿蜒曲折的线条顺着带点暖色的山坡盘踞大半个山头。令人赞叹设计师的大胆和巧妙。

高原上的霓虹成为我另一个愉快的收获。记不清多少次，五、六次？七、八次？在淡绿色的大地和灰蓝色的天空之间，完完整整地呈现出双层的霓和虹。虹在内圈，从外向里呈“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带；而霓在虹的外圈上方，颜色排列正好相反，从里向外呈“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彩。难怪藏民有着深厚而虔诚的宗教信仰。高原上美丽神秘的自然景象从古到今向他们展示着不可莫测、无法探究的天上，地下，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们来到“（在）那遥远的地方”。可惜这里已经没有了那令人“回头留恋地张望的”的帐房，更没有了那有着“美丽动人的眼睛”和穿着“美丽金边的衣裳”的牧羊姑娘。令人万分惆怅。不远处，一座现代化城市；路边，一个俗不可耐的涂着假金粉的牧羊女铜像。我没有买票进去，甚至再也不想回头张望。

在青海，我们意外地被朋友带到了当今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这里看上去很象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园。一座孤立的小村庄坐落在一座不很大的平顶山上。周围有不很高的群山包围，除了大片整齐的梯田间夹着小块儿开着灿烂的油菜花的地面，再没有其他人为做作的迹象。我不是信徒，也不是崇拜者，有幸来到这个特殊的地方，自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甚至立刻喜欢上了这里。自达赖出走之后，这里大门紧闭，门前一直挂着“育才”“育英小学”之类的牌子。1980年代，情况似有缓和，政府资助把整个院落重新翻修。请来的建筑设计师看样子比较懂行，所有房屋从结构到表面都采用旧物或仿古材料，感觉还不错。只可惜双方突然又翻了脸，所有相关工程噶然停止，资金全部撤回。负责看管院子的是达赖姨表侄夫妻俩。没有了资助，也不允许对外开放，老两口尽自己全部所能维持这里的一切。前院一进门右前方的一间灶房是达赖的出生地。藏族习俗是不允许在正屋正院里生孩子。我们去时正碰上几个当地藏民在那里朝拜，便也跟着拜了一圈。

从人道主义来讲，是不是可以考虑在他圆寂之前让他回一次家乡呢？我不知该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只有念诵：唵、嘛、呢、呗、咪、吽、唵、嘛、呢、呗、咪、吽、唵、嘛、呢、呗、咪、吽 ··· ···
··· ···

西藏掠影 Tibetan Impression

荒原

雪山



卡若拉冰川




乃钦康桑雪山




现代步伐中的信徒

虔诚

布达拉宫夜景

布达拉宫

歌声唱满布达拉

布达拉宫

江孜古堡

江孜古堡

羊卓雍错

羊卓雍错

羊卓雍错

高原霓虹

三江源

青海湟中县

名人“感悟”

前不久忙里偷闲专程跨江去聆听于丹教授的讲座“《论语》感悟”。老公讥笑我老之将至反倒变成追星族。不但不陪我同行，反而振振有词：女人讲孔子，成何体统！我当然自有我的理由。作为同行和同龄人，我想目睹一下这位当今女名人讲课的风采。再者，两三年前正当于丹走红《百家讲坛》、书稿出售突破一千万册记录之时，我正巧参加牛津大学的一个圆桌会议，研讨主题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发展平衡协调关系，而我所讲的题目涉及到中国近代史上在“科学救国”、“维新变法”和“新文化运动”之间多次的拉锯扯锯的反复现象，结尾自然也提到了国内新兴起的“国学”热潮和“于丹现象”。既然我都多少“研究”了人家于丹，还把人家作为材料放进我的发言稿，这次当然不能错过近距离当面观察的机会。

毕竟是经过大场面的人物，于丹教授出场大大方方、衣装得体；先给观众深深地三鞠躬，然后约法三章：想要照相的朋友请现在拍照，开讲以后就不要再照了，否则会影响讲课。说完就站在台前、摆出姿势，让大家尽情拍照，大有“美女作家”的风范。对于此举，虽然前所未闻，颇感新颖，但同时又感觉不舒服。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物了？孔子本人未必敢如此得意张狂。

我去听讲座，一是听有意思的内容，比如很有哲学性思想性的东西，或者含有丰富新信息和新材料的东西；二是听讲课人的睿智、机敏、口才和即兴发挥的能力。去听于丹教授的讲座，内容并不重要，因为我曾经浏览过她的书，实际很浅显，成功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深入浅出、并且结合当今现实现象和语言把《论语》精神灵活运用；去的目的就是想感受一下这位女才子的口才。必须承认，她的讲课清楚流利，段落分明，语调抑扬顿挫，速度均匀，也有适当的手势作为辅助。不过听听就感觉不对头了。整堂课就象是一场编排好的表演，表演者表演得技艺精湛，滴水不漏，台词更是背得滚瓜烂熟，甚至那些手势动作都是事先设计过的。我所期待的讲者自然流露的智慧、随机应变的敏捷，以及临场发挥的机智等等全然不见。说实话，的确有些失望。讲课人如果能随便点，在谈笑风生中讲解对孔子的感悟可能会更吸引人。

本来还想课后能够和于教授显摆一下在牛津替她做过宣传一事，但她早已被粉丝们围得水泄不通。说到底，我毕竟还不属于追星族，所以望而怯步，趁早离开了会场。同去的一位朋友是孔子家族“祥”字辈的直系后裔，被我鼓动去的，更是倍感失望，觉得白白糟蹋了一个美好的夜晚。他觉得于丹教授讲的内容和水平充其量是个中学老师的level。我呢，觉得失望其实也是一种收获。

想跟于丹交流的是：在那个圆桌会议上，当时我一提到于丹的书卖到一千万册时，突然听到与会的一位教授小声忿忿地评论道：那要毁掉多少树木呀！我当时一愣。说实话，我可从来没有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过一个名人可能带来的对环境的破坏。在会议之前，已经有位“绿党”人士通过电邮提议大家会议期间一切“GO GREEN”，尽量不要带纸印的讲稿。我现在一下炫耀似地说出“一千万”册书，印刷出来又卖出去，岂不自找着挨打？

说到失望，想起两三年前另一次讲座的感受。那次也是慕名而去：余秋雨和马兰两位伉俪。双倍的鼎鼎大名，够“如雷贯耳”的吧！那次也有失望的感觉。我是特别喜欢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几乎是百读不厌。读文章读到几遍以上当然就不是读具体内容了，而是欣赏作者的用词造句和他本人的某些感悟等等。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把自己对事物的感悟准准确确地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余秋雨的散文就让人感觉他有很独特的对文字的把握能力，并且通过这些文字透露出他对事物的理解程度。因为喜欢，我基本上收齐了他的主要著作。全都读过之后，就发现实际上只有他的《文化苦旅》最有分量，其他就流于一般了。尤其是他的《千年一叹》，令我非常失望。本来他有无穷的资料来源，可以运用很多现成的历史和传说故事来给自己的文章增添非常精彩的内容和色彩，但结果却由于他对世界文化的知识有限，对很多东西的一知半解，把个绝好的题材和机会给弄糟了。

能够当面聆听自己喜欢的学者名人的讲座，当然是件惬意的事儿。实际上并非非常失望。当时也许是自己的期待值太高，总希望听到点什么新鲜玩意儿，一旦没有新内容，就略感失望。不过对马兰的确是很失望。正经摆开架势、好好唱一段黄梅小调，我敢保证她会让在座所有观众心满意足、尽兴而归。不成想，她却在那里大讲特讲什么表演理论。一个好演员，不就是他或她的表演最能说明问题而且最有说服力吗？

两次下来，我恐怕自己以后不会再去听什么名人讲座了。还是多多读些好书，给自己留点遐想的余地更为明智。

“年终总结”

有对朋友因为朋友多，为省事起见，每年年底寄发给诸多朋友的贺年卡都打印出来，然后再手写每个朋友的名字。我们年年都会受到他们的贺卡。贺卡内容比较丰富，会很详细的告诉各位朋友他们一年之间的各种活动和动向，因之被我家老公冠以“年终总结”。进入十二月下旬，他会提醒我：“哎，某某某的年终总结到了”，或者：“咦，今年谁谁谁的年终总结怎么还没到？”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期待。

另外还有一对朋友也是每年按时寄来一份贺卡。同样为了省事，他们在信封上常使用那些商业公司免费送来的小巧考究的、有着自己姓名的家庭地址贴片，往信封左上角一贴，即省事又美观。连续两年，我们收到了这样的贺卡：左上角的人名写着：xx Wang Gu。谁谁怎么“亡故”了？原来，朋友家的太太姓王，丈夫姓顾，这位太太，我的同学，兴许是学了台湾太太们的做法，把自己的名和姓颠倒过来，再加上丈夫的姓，就变成了“某某亡故”。后来可能他们自己意识到不对劲了，我们也就再也没有收到这样的地址标签了。

我是年年从理性和感情两方面都觉得应该乘节日和新年之际跟朋友们联系一下，无奈总是力不从心。每到期末，莫名其妙的杂事就会突然增加很多，所以写贺卡一类的雅兴也就被推挤的一干二净。每每到了圣诞之夜或是新年当天才醒悟过来，哎呀，怎么就到这会儿了，至少应该给我的老师们寄一封贺年卡吧！

今年突然想起“年终总结”。不如在BLOG上也贴一份“总结”，岂不两全其美？即省事，又向大家都问了好。

所以，我的BLOG和喜欢翻阅我的BLOG上的朋友们：久违了！本人今年实在无所成就可以奉告。体重增加了十磅，学会了做炒烤羊肉卷饼，吃得老公女儿“一吃一个不言传”。“感恩节”之际邀请了几家朋友小聚，到现在还在吃剩火鸡。夏天全家去了青藏高原，感觉很好。但要想知道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祝大家新年快乐！

聊聊中国人和英文名子

中国人起英文名字其实也是有讲究的。至少需要知道某个名字的来源或意思，否则的确会令人莫名其妙。

英语和其它欧洲语言的人名有三大来源：一，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 二，古希腊、罗马神话；三，各民族的风俗习惯。

由于信奉基督教，很多西方人的姓名都来自圣经的旧约和新约，比如旧约中的Adam、Abram、David、Deborah、Eden、Elizabeth、Judith、Mary、Sarah、Sharon， 新约中的Christopher、 John、Paul、Peter、Mark等。大多数犹太人的姓名取自旧约，并且使用古老的希伯来语音，比如用Miriam而不用Mary，用Elisheba 而不用Elizabeth。除非从旧约里或希伯来语继承下来的名字，犹太人一般也不会用新约里出现的名字。只有一小部分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会使用新约里的名字。

如果追根寻源，这些名字很多都有比较明确的意思，尤其是那些源自古希伯来语的名字。比如Adam的意思是“男人”；David “被爱的、可爱的”；Sarah “公主”；Sharon“平原”，等等。

西方人也喜欢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名字或源自希腊语罗马（拉丁）语的名字，常见的有Alexander，原意为维护、帮助；Apollo，太阳神的名字，但辞意不明；Artemis，猎神，原意安全；Diana，罗马猎神，意为天上的、神圣的；Helen，火炬；Iris，鸢尾花，原意彩虹；Leda，女人；Paris， 原意不明；Pluto地神、财神，原意富有；Stephanie 皇冠；Lucia/Lucy罗马名字，意为光明。

希腊、罗马神话在历史进程中实际上融合了其它一些民族的神话传说，比如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化，甚至古印欧语系中的梵语和伊朗语神话。比如Aaron，有可能来自埃及神话，Diana源自古印欧语系，Nina，Mina，Maya，则来自印度的梵语。

实际上西方人更多的还是根据各国各名族自己的语言习惯起名。有些名字没有明确涵义，有些含有意思，如花草植物的名字，或带有抽象意义爱、漂亮、勇敢、坚强之类。下面是几个随便选出的英语名字。

意义不明的：Alan； Alice；Anthony；Arthur；Bob；Brian；
有意义的：Amy-可爱的；Andrew-男人；Edward-有钱的士兵；Eric-统治者；Byron-牛圈；Charles-男人（源自德语）；Clinton-坡顶上的居住区；Lily-水莲花；Kevin-好心人、英俊（源自爱尔兰语）；Robert-名声、荣誉；Sheldon-陡峭的峡谷。

对于中国人来说，起个英文名不过为了方便而已。名字本来就是“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工具罢了。但是为了让自己或孩子能够更贴切地Fit-in，不妨还是了解一些名字的文化背景，这样对自己和他人都有个说法。但是如果不想丢失自己的文化所属和文化特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起个便于西方人发音的中文名字。

玛雅地区漫游小记 - 红色书店

红色书店

去墨西哥齐亚泊斯省省会圣克利斯托巴（San Cristobal）的途中，还剩40分钟路程就进城了，我们的车突然被拦住，说是前方村民设了路障，不准任何车辆通过。好象是以此作为砝码和政府谈判什么事情。有经验的司机马上掉转车头，绕道儿走了。这一绕道就不是四十分钟的路，而是四五个多钟头的路了。司机说，碰上这样的情况一定不能傻等，鬼晓得谈判要谈到猴年马月的。老百姓只能靠这一招引来政府的关注。凌晨三点左右我们才进了城。

城里有个有意思的去处，是拉康东(Lacandon)玛雅人和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组织EZLN合开的一个小书店。这个书店是这个组织唯一公开合法的对外联系渠道。我独自找上门去。不知为什么，我老把它和《红岩》里的沙坪书店联系在一起，有一种神秘还带点儿激动的感觉。也许是“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感觉吧。我不知道如何定义“革命的浪漫主义”，总之，我的美国同事中就有人追求这种带有刺激性的浪漫的感觉。一个女同事给我们讲了她80(?) 年代和一帮知识分子绕道墨西哥飞往古巴的事件：在哈瓦纳，他们象英雄一样受到了欢迎，到处参观，卡斯特罗还接见了他们，但回来后却在休斯顿机场被FBI铐上手铐拘留了一天一夜。她描述戴手铐的那一刻感觉，觉得自己真是英雄。其实他们一群人纯粹就跟玩儿一样向美国政府示威了一下。就是这同一个人，因为吃药过敏脸上长了个小疥疮，哭哭闹闹，折腾得我们领队半夜跑遍危地马拉城为她找医生，还一会儿要一人住一间房子，一会儿又要半途返回美国。我心里直在说，你还想革命呐，不要说在监狱，让你就在古巴橡胶园干上两天活儿，不当叛徒才怪了。以为什么都是好玩儿的。

言归正传。我去那个小书店也还是满怀着崇敬、激动、和历险的心情的。实际上是自作多情。书店在一个不起眼的街道上，两套间的铺面。除了政治文化书籍和宣传品，还捎带一些传统艺术品和土特产。彻-戈瓦拉的肖像画最为醒目，其次是以不同风格画的民族运动组织的人物，画面中男人妇女小孩全部用黑色三角巾蒙住眼睛以下脸的部分；有些比较激昂，有些幼稚可爱，毫无恐怖之感。在这里我竟找见了原始方法制作的的可可食品。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柜台上的一个小角落里的篮子里，正是我要找的东西：去了大外壳的可可豆，磨细的可可粉，还有原始粗糙的可可丸-巧克力。我差点儿买下了全部。

巧克力

玛雅山区盛产可可(cocoa, 或cacao)，也就是制作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茶是古代玛雅王公贵族和祭司的上等饮料。很多考古发掘出的陶罐陶杯上都明确刻写说明此杯为盛可可专用。我从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到墨西哥一路追踪，想见识一下可可植物到底什么样。碰巧同行中有人文地理学家，便逮住问个不停，问得他不得不为我详细描画可可树、花、果、豆，从根到尖儿。

可可的果实长得非常奇怪，果很大，体积和形状都象橄榄球，外皮看起来象苦瓜，绿色。整个瓜果横向地一头直插在光秃秃的粗大的树干上，周围完全没有叶子。没见过的人会以为那是假的。瓜果切开后，里面挤满即象毛栗子、又象大蚕豆的大可可豆，再把每个大豆的皮剥开，里面又有一包黄豆大小的小可可豆。从大豆到小豆均为“巧克力”色。

玛雅文化专家寇教授（Michael Coe）也与我们同行。他和夫人合作写了《巧克力正史》(The True History of Chocolate)，对巧克力的自然属性、社会功能、名称来历等作了详尽的介绍。我自然是又缠着他刨根追底，逼得他不得不带我去了一家一般人都不知道的专门小店，为我点了地道的可可茶，其实就是热巧克力饮料，一起品尝，方才罢休。过去的玛雅人喜欢在可可饮料和食品中加盐和辣椒面，也喜欢用可可粉烹调。他们还把可可粉用蜂蜜或者玉米面黏和揉制成球状，做成“巧克力”，看上去和吃起来都象中药里的黑药丸。据科学家研究，可可油对人的心脏很有益处。很多医药公司因此把可可油提炼出去制药。我们现在所吃的巧克力绝大部分都被抽干原油，由奶油取代。懂行的人是要去找可可油含量高的黑巧克力吃的。

可我到底也没见着长在地里的可可树和可可果。中美洲山区适宜的水土气候使后来欧洲人从非洲引进的咖啡取代了可可。漫山遍野的咖啡种植园成了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相反，可可被移植到非洲大陆。现在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可可产量都来自非洲。

我没有经心留意玛雅世界更多的自然资源，但有两样： 危地马拉山区的玉石，尤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淡紫色的彩虹玉，和墨西哥山林里的上等琥珀，一定不能忘了带几枚回去。前者凝聚着美洲山川大地的精髓，后者固留着四百万年之久远古的生命。